建设现代农业，既要靠发展，也要靠改革。从发展的角度看，价格和补贴是对农民影响最大的政策，价格对农产品总量供给和农民收入具有直接的拉动效应，要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进一步理顺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完善农业补贴制度，提高政策效应。从改革的角度看，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旗帜引领下，破解农业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需要把握五个大的方面。

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完善农村土地制度，要在稳定家庭承包关系的基础上，探索实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离的机制。

在工业化、城镇化转移大量农村劳动力的背景下，进城农民可以保留自己的土地承包权，把经营权流转出去，这有利于推动农地资源的有效配置，有利于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受资源条件制约，我国的农地规模经营不可能达到美国那样的水平，但是与日本、韩国相比，从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来看，仍然有很大的潜力可挖。

总体上看，规模经济有利于降低成本、抵御风险，有利于提高科技应用水平，也有利于商品化和市场化。同时，也要研究如何实现规模的适度，使得土地产出效率可以达到一个较高水平。

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

从组织属性来讲，把经营主体归纳为四类，其中特别有意义的是家庭经营、合作经营和企业经营。种粮大户、家庭农场都可以算作家庭经营的范畴，土地合作、股份合作、流通合作、产销合作等各类合作，都可以算作合作经营的范畴，产业化龙头企业包括其它工商资本等属于企业经营的范畴。这些新的经营主体，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特别是商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有效载体，应加以扶持，促使其发展壮大。此外，普通农户仍然是农业生产经营的基础，要通过发展社会化服务，鼓励社会化服务组织提供从种到收全过程的专业化服务，以此来解决千家万户小生产的问题，解决关键农时、关键环节农业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解决老人农业的问题。

培养新型职业化农民

解决谁来种地的问题，是当下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

从现实情况看，这个问题更多是出现在人多地少的东亚国家，日本是典型代表，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紧随其后。越是人地关系紧张的地区，谁来种地的问题就越突出。为什么？过去，我们工业化、城镇化水平不高，土地要承载大量农业人口，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很缓慢，影响了农民增收。改革开放打开了农业劳动人口的转移通道，在人均农业资源相对不足的地区，外出务工的收入远远高于在本地务农的收入。

因此，越是人多地少的地方，农业劳动力转移得越多、谁来种地的问题越突出。现在看，安徽、江西、湖南、四川、贵州等劳动力输出大省都面临这一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应该培养造就一大批有文化、懂科技、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也就是说，要培养一大批新型的职业化农民。一方面，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的成功经验，通过提供免费职业化教育、扩大在业培训、提供创业贷款等方式，培养一批有志于从事农业的青年人；另一方面，要通过职业化农民的培养，实现农业由身份向职业的转变，将来的职业化农民，应该是进入有门槛、收入有保障、经营有效益、职业有尊严的群体。

推进农村金融保险制度创新

现代农业发展离不开金融保险支持。

在农村金融方面，国家在货币、财税、补贴、监管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推动农村金融的组织创新、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但是，政策力度还不够，覆盖面非常有限，对金融信贷部门吸引力还不强。

在农业保险方面，目前中央财政提供保费补贴的保险品种只有15个，种植业的包括玉米、水稻、小麦、棉花、油料作物、糖料作物、天然橡胶、森林、青稞，畜牧业的包括能繁母猪、奶牛、育肥猪、藏系羊、牦牛。现代农业高度发达的美国，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品种高达200多个。我们一些区域性重要品种如陕西的苹果、南方地区的茶叶、大城市的蔬菜生产，都没有纳入中央财政补贴范围。同时，农业保险的保额太低，只能勉强覆盖生产的物化成本，还不足以弥补劳动力成本。下一步，应积极探索农业保险的体制机制创新，进一步丰富保险产品，扩大保险覆盖范围，适当提高保障水平，让农民选择是保成本还是保收益。总之，要有多种选择。

强化试点试验

改革既要有顶层设计，也要重视基层的创造。十八届三中全会特别强调，全面深化改革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鼓励地方、基层和群众大胆探索，及时总结经验。通过局部的试点试验，为全面改革创新探索路子、积累经验，一直是我们推进农村改革的重要方法，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探索试验空间。

（文章来源：《当代县域经济》2014年5月刊。作者：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司长张红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