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进一步作出如是论断。

如今，发展到2021年这个“十四五”时期的开局之年，我国锚定了“十四五”时期至2035年的头号任务：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战略科技”一词，科技首次与“战略”紧密联系在一起，2021年经济社会发展八大任务的头号任务，“十四五”时期需要完成的十二大任务的头号任务，“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任务倍显重要。

可以说，从2020年下半年始，至未来二三十年的较长时期，发展国家战略科技已成为关键任务。

2021年，国家战略科技元年。现在，让我们将目光投向战略科技，将未来与希望投向战略科技，开启建设创新型科技强国的新纪元。

芯片被称为“工业的粮食”。    

2020年上半年，虽然世界遭受新冠疫情肆虐，我国集成电路产业销售额仍达到3539亿元,同比增长16.1%  图片来源于网络    

科技是历史的杠杆

圣西门说：“对全人类来说，只有一种共同利益，那就是科学的进步。”

论证社会的每一次巨大进步，马克思发现，都与科技的巨大进步密切相关，他说：“社会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

我们的历史课本上，即使是最浅显的中学历史课本，每一个朝代都不会缺少一个基本章节：科技的发展。

从制造和使用工具使得人类产生，到欧洲文艺复兴推动自然科学的巨大进步，进而让欧洲近现代生产力突飞猛进，从中世纪的蒙昧状态一举创造出辉煌的工业文明，再到如今的人工智能推动人类社会进入互联网大数据时代，都是科技每一次取得关键性突破的结果。

科技是历史的杠杆。纵观世界历史上的每一次霸权更迭，无不与科技密切相关——

16—18世纪，英国物理学家、数学家艾萨克·牛顿创立经典力学，而后詹姆斯·瓦特发明蒸汽机，推动第一次工业革命，让英国成为世界科技中心，“日不落帝国”遍及世界。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维尔纳·冯·西门子发明发电机，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诺贝尔奖科学家马克斯·普朗克奠定量子力学，德国成为头号科技强国，纳粹帝国的铁蹄践踏世界。

二战后，世界上首颗原子弹在美国诞生，贝尔实验室研制出晶体管，美籍科学家约翰·冯·诺依曼发明计算机，1969年创立因特网，美国成为世界科技中心，保持科技霸权一直至今。

“人民需要科学，不发展科学的国家，必将沦为殖民地。”法国物理学家约里奥·居里的话语振聋发聩。当今的发达国家无不与科技密切相关，而落后国家无一不是科技落后国。

如今，站在2021年的起点，站在“十四五”时期的开局之年，朝着中华民族第二个“百年目标”奋进之年，我国提出了“战略科技”一词，并将其放在头号位置，意义极为深远。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摆在首要位置，“加强基础研究、注重原始创新”“瞄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脑科学、生物育种、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前沿领域”；在2020年12月16日至18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2021年八大任务的首要任务就是“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战略性需求”“新型举国体制”“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等关键词激励人心。

站在历史的关键节点，科技，尤其是基础性、创新性研究，被赋予了国家战略使命。

北京未来科学城一隅  图片来源于网络    

成都5G智慧城先导区意向效果图  图片来源于成都高新区融媒体中心    

“工业粮食”芯片被“卡脖子”

复兴，必然要以科技的复兴为引领。相关数据显示，清王朝的GDP曾占世界的近1/4，然而，其科技发展远远落后于世界，最终被世界所抛弃。高尔基说，“科学是我们时代的神经系统”，科技落后无异于神经衰弱，甚至神经紊乱，社会也将失调陷入失速状态。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中，两次提到“卡脖子”：“实施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尽快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要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立志打一场种业翻身仗”，关键核心技术和种源，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两大问题。

卡脖子，意为用双手掐住脖子，多比喻抓住要害，置对方于死地。被卡住脖子，食物、空气和水难以下咽，将是致命的。而中央两次提到的“卡脖子”，均与“粮食”相关，一为“工业的粮食”芯片，一为“人口的粮食”种源。

2020年12月18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将中国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SMIC）等77家中国企业及实体列入“实体清单”，至此，已经有近300家在我国设立的公司以及分支机构被列入实体清单之列。

芯片是我国被“卡脖子”最严重的行业。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集成电路产量达1564.90亿块，2018年产量增至1739.5亿块，产业销售额达6532亿元，同比增长20.7%。2019年继续狂奔，行业销售额为7562亿元，同比增长15.8%。2020年上半年，虽然世界遭受新冠疫情肆虐，我国集成电路产业销售额仍达到3539亿元,同比增长16.1%。分析人士认为，2021年芯片的需求量仍将继续增长。

因为被“卡脖子”，我国5G芯片的发展受到很大干扰，即使华为也受到很大影响。2020年12月，集邦科技发布第三季度全球前十大IC设计公司营收排名，数据显示，华为海思已跌出前十，而2020年上半年，海思手机芯片还占据着全球16%的份额，排名第三位。

在这八项重点经济任务中，重点提及了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尽快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中科院大学公管学院副院长刘云表示，中国共有35项关键技术被“卡脖子”，比如光刻机、芯片、操作系统、手机射频器件、激光雷达、核心工业软件、核心算法等。刘云认为，基础研究投入不足，原始创新能力薄弱，严重制约了中国产业创新能力的提升。根据工信部对全国30多家大型企业130多种关键基础材料调研结果显示，32%的关键材料在中国仍为空白、52%依赖进口；95%的高端专用芯片、70%以上智能终端处理器以及绝大多数存储芯片依赖进口。

成都新川创新科技园一景  图片来源于成都高新区融媒体中心    

“藏粮于技”

 种源技术待突破

两大“粮食”事关生存与发展。我国长期重视生存的粮食，“把粮食安全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手里”，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与高标准农田建设解决了藏粮于地的问题，但藏粮于技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农作物良种覆盖率在96%以上，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我国三大主粮水稻、小麦和玉米，除了水稻是世界第一以外，其他种子多少都存在“卡脖子”的情形，尤其是玉米种子部分依赖进口。

2020年12月19日，安信证券在行业快报中提到，我国常年为种子净进口国，据中国种子贸易协会数据，2019年我国种子进口量6.60万吨，出口量2.51万吨，进口额4.35亿美元。

此次中央为何将种源列为亟需解决的第二大“卡脖子”问题？

如果说芯片技术代表的是信息产业，那么，种源技术代表的就是生物产业。当今全球最前沿的技术，一为信息产业，一为生物技术产业。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侯云德院士说，应该把生物技术产业定位为仅次于信息产业的重点产业，信息和生物技术是关系到我国新世纪经济发展和国家命运的关键技术，并将成为我国创新产业的经济增长点。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着眼于当今最前沿的两大尖端技术，集国家力量破解两大“卡脖子”难题，深刻显示出中央深谋远虑、高瞻远瞩，谋民族复兴的长远未来。

除了杂交水稻技术之外，中国的生物技术还远远落后于世界。2020年11月10日，一则新闻在国内发酵：欧洲新冠疫情恶化期间，来自欧洲的2000头价值约6000万元的种猪空运抵达云南昆明长水国际机场。这样的场景在三年前就在这个机场出现过。全球最大的猪肉生产和消费国，种猪却长期依赖进口。

2020年上半年，种猪进口量以10591头创历史同期最高纪录。丹麦长白猪、英国大约克夏猪、美国杜洛克猪垄断了中国98%的市场，100多个本土猪种，31个濒临灭绝。

相关资料显示，我国5000多家本土企业不敌一个美国孟山都。而孟山都的背后，则是美国强大的生物技术产业。

生物技术是以现代生命科学为基础，结合其他基础科学的科学原理，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按照预先的设计改造生物体或加工生物原料，为人类生产出所需产品或达到某种目的的技术。当今全球生物技术最发达的地区就是美国的St. Louis，这里集中了最先进的生物产业带，著名的农业生物技术公司孟山都即在该地区。

基因工程、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细胞生物学、免疫学……诸多最前沿的科技，都是由生物技术衍生而来，而种源技术，仅仅是其中一个小小的分支。

要破解种源“卡脖子”问题，着力点哪里仅仅是种源，而是整个生物技术，是基础研究的创新与突破。所以，中央提出制定“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在生物技术的基础研究上补短板、求创新，着眼于“生物育种”，从而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抓在自己手里。

2021年1月5日，四川省华蓥市的义工在明月镇带着烧除马蜂窝的“喷火无人机”走村串户,为村民消除悬在头上的安全隐患  邱海鹰 摄    

四川武胜县白坪—飞龙乡村旅游度假区  车文斌 摄    

科技创新中心的新使命

“十四五”及未来较长时期，科技被提高到了全新的高度，并被赋予国家战略使命，这意味着，未来会围绕科技创新出台一系列力度更强的政策措施。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过，科技部副部长李萌就表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国际和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特别是支持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形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布局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区域创新高地。

鉴古知今，要建科技创新中心又谈何容易。近现代科技发展史表明，世界五次大的科技大爆发中，16世纪的意大利，产生一批以伽利略为代表的著名科学家；17世纪的英国，诞生牛顿力学、电磁场理论、进化论等一批科学理论；18世纪的法国，拉瓦锡等为代表的科学家产生；19世纪的德国，爱因斯坦、玻尔、欧姆、高斯等创立细胞学说、相对论、量子力学；20世纪的美国，费米、弗兰克、威格纳、西拉德等科学家在原子能、计算机、空间技术、微电子技术、生物技术、互联网技术等方面卓有建树，引领时代。

可见，人是科技发展的核心因素，卓越的人才更是决定因素。因而，社会开放文明的思想、宽松有吸引力的人才环境、畅通的科技转化渠道以及政府科技发展战略和政策等都不可或缺。

目前，我国已有四大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分别是上海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深圳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最新的消息或已显露第五个国家科学中心的雏形。2020年10月1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强调要使成渝地区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改革开放新高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科技创新中心赫然在列。

2020年12月10日，首届川渝科技学术大会在成都举行，川渝两地科技界加深合作加强联动，成都环兴隆湖建设西部（成都）科学城，布局建设科学研究及应用转化、信息网络、生物医药、创意设计、军民融合、中德合作等六大产业组团，实施“蓉漂计划”“产业生态圈人才计划”“成都城市猎头行动计划”集聚各类型人才。西部（重庆）科学城也在加快建设，出台“金凤凰”人才政策，打造“人才特区”。

你追我赶，竞相奋发，只争朝夕。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集国家力量，发力战略科技，攻克关键核心技术，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建设创新型国家，建成科技强国。

这段艰辛的路途“道阻且长”，但只要奋进着，希望终在前方。

四川华蓥“坡改梯”  让荒山荒坡变果园 邱海鹰 摄    

本刊记者 车文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