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贸易战、政治环境不稳定等诸多因素下，全球价值链“压制与反压制相互博弈”成为发展新形势。期望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突破重围、打破“马太效应”走到上游面临重重困难，而RCEP开启的区域价值链（RVC）为中国制造业发展搜寻到了替代方案，即将发展重点转移到“一带一路”与RCEP交融的区域价值链上，推动高质量共建新路径。RCEP区域价值链构建可以使价值链内向化发展，破除价值链壁垒，优化产业结构。中国应创新RCEP区域价值链产业分工模式，充分发挥自贸区及“一带一路”国家资金优势，提高投资效率。

20世纪80年代后，信息技术发展使得交通及通讯成本大幅下降，国际分工快速发展深化，各个国家根据比较优势不同出现了“序贯生产”的形式。中国借此机遇充分地发挥其低人力生产成本、低物资成本等区域比较优势，大力发展我国出口导向型再工业化战略，改革开放的40年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但正是由于我国科技自主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短板，使得中国制造业一直在现代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格局中锁定于低端，大而不强。尽管中国近年来大力发展“中国智造”，争取提高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但整体国际分工格局还是没有改变。另外，在国际分工中争取占据上游地位，是为推动制造业做大做强，但中国制造业发展也面临多种威胁，面临低端制造业如纺织业、零件组装等向老挝、越南等成本更低的国家分流，以及高端制造业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为解决就业问题回流母国，还有国内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优化产业结构的困境。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期望能够扩大开放合作，发展制造业前沿领域。当下中国仍然坚持互利共赢、开放合作，但在逆全球化大背景下提升我国国际分工尤为困难，所以应适当调整策略，将开放战略收敛在一定区域内，缩小开放合作范围。将国内价值链嵌套进以RCEP国家形成的小口径国际循环中，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作用下，以自由贸易区为跳板实现价值链中高端攀升。

构建国内价值链条件尚不具备

在目前逆全球化及诸多非传统威胁下，有学者提出构建国内价值链替代全球价值链。中国是当今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国内市场需求基数庞大，而且地域间发展阶段有比较显著的差异，可以进一步完善国内全产业链体系，东、中、西部三地区有序对接承担全球产业链体系分工，沿海地区着力发展外向型高端制造业，内陆地区要继承劳动密集型产业。

但对于构建国内价值链，脱离国际化分工，是向进口替代战略的倒退。国际化分工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是专业化生产所决定的，即使现在存在阻碍因素也不能改变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地位。要素配置效率达到最高，要求劳动与资本边际产出相同，中国市场上短缺的生产要素需要国际市场补给，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东部沿海地区是国家制造业转型发展的前锋，一直坚持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寻求加快向国际中高端市场转型，但现存的制造业发展结构又对中西部地区具有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有挤出效应。沿海地区在国内价值链的构建中有引领地位，对西部地区的劳动力也有聚集效应，内陆地区的劳动力大量转移到东部地区，未必有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另外，近年来发达国家为应对经济下行及就业压力，推动制造业“回流”，美国的贸易保护政策、欧洲的环保政策等也限制了中国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国际价值链运行受阻也降低了国内价值链的稳定。

由此可见，由于沿海与内陆的分工格局没有达到学者提出的理想状态，加之外部环境的不稳定，我国尚不具有构建国内价值链的基础。

中国构建RCEP区域价值链的现实基础

区域价值链是建立在一种介于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中间的分工体系，兼具整合国内价值链能力和全球价值链生产的独特优势。首先将有利于显著减轻国内中高端制造业产品对全球价值链的过度依赖，提升中国制造业市场发展中的战略独立性，其次则可以加快促进中国制造业的生产和出口市场逐步实现区域化转型，提升“一带一路”对外发展及合作能力的综合质量和水平。对于中国在区域价值链体系协调合作关系中的作用，随着现代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框架的构建不断向前深化，使东南亚正逐渐演变为区域经济分工合作环节中最活跃的区域，而中国对于区域价值链重构具有引领能力，在东南亚制造业生产网络中处于中心地位。

在全球价值链攀升受阻的情况下，区域价值链合作共识增强。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发展的大趋势，中日韩也是RCEP的关键因素，为应对贸易保护主义威胁，日韩对“一带一路”提议出现积极转变的态度，对于构建RCEP合作关系也积极推动。中日韩合作在智能汽车制造、光电设备、化工产业等多方面领域的创新发展，为高端制造业区域一体化的价值链平台构建奠定了发展基础。对于东盟的其他一些国家，也从不同的程度上都受到了全球价值链重新调整带来的巨大冲击，东盟制造业被低端锁定，朝着边缘化发展，成为欧美国家低端产品的供应地。而积极参与RCEP和区域价值链构建给东盟企业提供了很多领域的投资机遇，而东盟的制造业集群发展思路已全面深入东南亚全产业链价值体系规划中，已有良好的工业发展战略基础和工业地理位置条件都可为其参与区域价值链战略构建打下重要基础。还有澳大利亚对区域价值链合作的有力支持，澳大利亚作为发达国家，可以弥补东南亚国家联盟中的不足，一贯坚持的外向型经济模式也促使其积极与RCEP区域价值链经济体加强经贸合作水平。

“欧洲—美洲—RCEP”是全球生产供应链网络的三大重要力量，RCEP作为重要力量之一为区域价值链的重构升级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以中间产品为核心的全球产业链分工格局逐步替代了以最终产品为核心的世界贸易，RCEP经济体在中间产品的市场份额中占比不断增大，是全球价值链生产网络中的重要力量。RCEP成员国对亚洲中间产品贸易的贡献由2000年的85.83%到2017年的90.18%，是亚洲中间产品贸易的核心推动力。

RCEP成员国经济发展相互依赖程度高，有区域价值链构建的良好基础。中国—东盟自贸区、“一带一路”等有良好的合作历史，逐渐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生产和市场体系，譬如韩国制造业产品的最终采购流向，2000年美日分别约占据韩国制造业市场份额总数的23.88%和23.17%，但于2017年则降为8.80%和9.44%，而中国则从于2000年时的8.43%迅速上升到2017年的27.96%，成为韩国制造业最终出口产品流向的最大市场。

中国RCEP区域价值链整合对策

在政策层面，坚持对外开放政策，打造自由贸易区作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交汇点，对接国内价值链与区域价值链。自由贸易区作为一个国内和国际双循环系统的交点，连接国际与内陆，也是区域价值链的原始增长点，自由贸易区因其政策及投资便利化等优势，能够汇集区域优质生产要素，促进要素流动转化，提升产业竞争能力。而要素的自由流动及开放合作形成的产业聚集效应，使得自由贸易区价值链高速发展，迅速由低端制造业向中高端攀升，促进产业转型升级。自由贸易区作为一个连接点，可以将国内价值链嵌入区域价值链重构中，将国内价值链与区域价值链对接，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创造乘数效应。

在供给层面，要努力在传统生产端积极实现正向技术创新，缩小纵向技术差距。中日韩作为RCEP的成员国，有产业合作的基础，同时也存在利益冲突，日韩主要发展高端制造业，如果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势必会触碰日韩既得利益，遭遇对方技术“卡脖子”。中国如果想要在区域价值链重构的机遇下占据有利地位，就要在生产端加强技术创新，发展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产业。创新主要依赖于企业，要增强企业创新自主权，政府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加大资金投入和人才培养，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吸引境外投资，更好地利用发达国家机器设备和管理模式。

在需求层面，借助高容量市场推动区域价值链整合，在区域市场拓展端上加强自有品牌建设。RCEP协议后推动市场融合，市场容量扩大，为区域价值链构建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因为大容量市场可以为企业提供丰厚的收益，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以市场换技术”就是基于此。可以利用现有国内市场优势进一步扩大用户对区域市场合作终端产品服务的消费，鼓励消费者购买创新企业的产品，保证企业收益。还可以借助“一带一路”平台扩展外部市场，丰富市场渠道，为区域内制造业发展实现颠覆性变革提供机会。需求侧结构性优化主要倾向于“微笑曲线”右侧攀升，企业要借此机会加强品牌建设，提高品牌在区域甚至国际影响力，充分利用区域价值链建设带来的机遇。

以RCEP区域价值链赋能国内大循环

在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的大环境下，中国面临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及低成本生产要素制造业“分流”的风险，而中国由于国情的特殊性，采用国内价值链的设想并不可行，需要借助国际资源平衡国内要素配置，拓宽国内循环的可能性边界。借助自由贸易区将国内价值链嵌入区域价值链中，将国际价值链收敛到小口径的区域价值链中，提高自由贸易区开放水平，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发挥自由贸易区辐射带动作用，与内陆地区优势互补，推动形成合理分工格局，延长价值链长度，同时优化国内市场需求，为区域价值链构建赋能国内大循环动力。

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已有背景下，要推动构建RCEP区域价值链良性竞争与合作关系。中日韩作为区域价值链建设的重要力量，在新能源、新技术等领域可以开展区域范围价值链建设，但中国想要价值链攀升也会触碰日韩“守成国”的既得利益，如何平衡合作竞争、增补降竞则考验中国智慧、中国方案。RCEP区域价值链为高端制造业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一带一路”合作发展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区域价值链建设中发达国家的加入可以提供资金支持，弥补资金缺口，分散投资风险，提高投资合作效率。中国要积极参与到新一轮区域价值链网络一体化建设中，提高中国区域制度性话语权，促进区域体系内实现投资自由化和贸易便利化，突破核心技术，在供给侧结构性优化的基础上通过需求促进创新，探寻区域价值链重构路径。

（山东科技大学财经学院 王艺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