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孟德拉斯专著《农民的终结》反映了作者在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背景下经过深入思考后，提出解决农民离开土地后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是这两个世纪不断面临的问题。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要关口，笔者尝试重新思考“农民的终结”对乡村振兴道路选择的影响，进而探索出充分实现人和资本流动支撑下的乡村振兴的路径和对策。

“农民的终结”是城市化工业化的必然趋势

《农民的终结》描绘了20世纪60年代法国农村在时代变迁之下的巨大变化。孟德拉斯在书中不无忧虑地表示，当蒸汽机无情地打破千年农业文明稳定状态后，整个人类无一幸免地被拖入机器时代，人类社会呈现加速度发展，作为保守而稳定的农民群体在反复对抗工业文明失败后，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更加迫不及待地要求进入工业文明和城市体系，加之为农业和农民制定的政策也完全是站在工业和城市的角度，所以整个农民群体在加速的人类历史进程中趋于消亡。

50年后的中国农村，在城镇化和工业化大潮之中，同样在发生着巨大的演变。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流向城镇，一些自然村落人口大幅度减少，甚至消亡。中国不少农村地区日渐凋敝，出现“空心化”问题——人口流失，乡村破败，农田撂荒，农村社会组织随之涣散。与之相伴的，是农村老人自杀率上升、农村儿童认知能力偏低等残酷事实。

中国农村的未来，会重复《农民的终结》所描绘的法国农村的局面吗？实际上，法国农村的发展，并不是单方面的农村凋亡。在法国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的同时，经历了“乡村社会的惊人复兴”，其表现为：一是农业人口外流仍在继续，但乡村人口外流却放缓了。1975年以后流动方向发生逆转，有些乡村地区的人口重新增加了。二是农业劳动者在乡村社会中成为少数，工人、第三产业服务人员经常占大多数。三是家庭与经营分离，从事多种就业活动的家庭经营成倍地增加。四是通讯和交通网络进入乡村系统。五是乡村居民享有城市的一切物质条件和舒适，他们的生活方式城市化了。这一过程在20世纪70年代完成。

可以看到，随着乡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信息环境、产业发展与技术应用等多方面的改进，法国农村发生了“异化”，农民并未完全消失，但农民的构成变了；农业作为产业仍然存在，但产业组织、生产方式和产出效率变了；农村作为空间载体还在，但对这个空间的利用方式和空间价值变了，农民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中国必然实现乡村社会的惊人复兴

中国在完成全面脱贫的历史任务后，下一步要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目标。摆脱贫困在中国的意义相当于一场战争，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国家竞争力和国际地位。在完成脱贫这一基本任务之后，中国面临的是如何发展和提升农村地区的问题。法国农村出现的“乡村社会的惊人复兴”，也应该成为中国未来乡村发展要实现的目标。

中国如何才能实现稳定的、可持续的乡村振兴？这是一篇关乎整个中国发展的系统大文章，不太可能有标准答案，而是涉及城乡统筹、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农村规划、产业发展、制度改革、人才吸引、基础建设、环境建设、要素市场建立、文化建设、社会保障等多个领域的综合进步。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乡村振兴，需要避免城乡割裂，不应成为中国式的“农民的终结”。

中国要推进乡村振兴，一个关键是要吸引人和资本进入农村。农村是空间，如果人和资本不进入，何谈乡村振兴？在城镇化浪潮下，要让农村吸引人和资本，不能仅仅靠小农体制下的土地承包制度来“固定”农村人口，也不能只依靠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城乡流动才是发展方向。

而要吸引人和资本进入乡村地区，除了社会治理的提升、乡村发展哲学的建立、乡村与城市的结合，还需要一些基本的制度改革，来提供基本的制度环境。

法国农村发展出现的“农民的终结”，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农民终结，而是农业、农村、农民发展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下的演变。中国的乡村振兴作为一种发展战略，需要在改革的基础上强化乡村治理、重建乡村发展哲学，促进资源、资本和人口在城乡间的流动。

人和资本的流动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

必须看到，在中国实现整体脱贫进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不正视和解决好农村中依然存在的人口流失、老龄化和养老、大病医疗、土地经营、产业转型、年轻人的婚姻和传统习俗的沦落等问题，就可能会以强大的破坏性力量逐步瓦解乡村赖以维持存在的基础。

如果农村社会保障不到位，现代社会冲击之下亲情也日渐淡漠，原本指望子女养老的老人们，只能尽量坚强地面对生活的孤寂和无助。子女在外，老人生病大多无人照料。医疗费用也是个问题，即使有合作医疗，报销比例也有所提高，但是对于大多数农村家庭来说，生了重病若要治疗，则可能家徒四壁，甚至连基本的生活资料也难以为继。如果农村的发展失去活力，受影响的不仅是老人和孩子，少量留守的年轻人更是遭遇到婚姻问题的困扰，彩礼费用逐年上涨，男青年成婚越来越难。

至于土地问题，农村人口出来后，很多人不回去了，80、90后的打工族本来不会种地，也不会再回农村去种地了，耕种人老龄化，伴随老人的凋零，土地面临无人耕地的危机。除去部分地区，在更广大农村特别是山区农村，种植业和养殖业品种单一，加之成本逐年提高和市场的变化莫测，种地的农民也将会逐渐失去对土地耕种的兴趣。

应该看到，中国农村现实存在的问题可能远不止这些。诸多问题之下，中国的农村亟需突破目前这种低质发展的困局，在新形势下，更要进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与农业、农村的持续发展有效对接。其中首先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要吸引人和资本进入农村。农村是个空间，如果人和资本不进入，何谈乡村振兴？

在城市化效应导致农村人口继续流失之下，目前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各方必须尽快找到有效的办法，吸引人口、资源和要素向农村集聚。需要直面的是，这些年来包括农村联产承包制在内的中国农村改革以及传统的“三农”治理模式，相关红利已经损耗殆尽，甚至已经影响到农村全局的发展。在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当今，必须要找到农村改革的关键抓手。这是一个非常紧迫的重要问题。

在城镇化浪潮下，要吸引人和资本，不能光靠小农体制下的土地承包制度来“固定”农村人口，必须重启新一轮的农村改革。而且必须瞄准中国农村改革的根本性问题，以土地制度改革为核心，进行一系列制度性改革，为更多的“新农民”和工商资本下乡提供更长期的制度保障。通过吸引资本、技术、劳动力等要素下乡，把土地资源资本化、进而资产化，既盘活农村资源，优化市场资源配置，也能让农民从中受益。当前中国农村发展中出现的一些现实问题，突显了新一轮农村改革的紧迫性。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我们必须以土地等生产要素为突破口，进行一系列的制度性改革，才能闯出一条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道路。

(作者：唐韬 单位：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