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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县域经济》杂志官方网站 /2018第十二期

【前沿观察】改革潮涌 激荡县域

发布:2018/11/29 21:58  作者:车文斌  编辑:邹璠  来源:《当代县域经济》杂志2018年12月刊  阅读量:

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的著名论断,给改革开放40年历史一个精准而形象的定位。


通过这场革命,中国从城到镇,从镇到村,从村到人,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广大县域,作为中国最根本的代表,张力最大的内在与表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40年众志成城,40年砥砺奋进,40年春风化雨,中国的改革开放从经济体制进而到全面深化遍及各个领域,纵贯城乡,推动中国从乡村到城市,又从城市到乡村的深远变革。这场变革,正向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大目标迈进,向着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迈进。


这场改革浪潮,如同春风吹遍中华大地,县域山花浪漫,孕育着一个又一个盛大的果实。

 

四川省成都市.jpg    

四川省成都市    


城,迈向美丽城市


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城市波澜壮阔的成长史,是当今世界最盛大的现代化城市的建设史。


最典型的莫过于深圳。作为全球经济特区的“头号成功典范”,这座小小的渔村,1979年GDP仅为1.97亿元,而到了2017年,其GDP已飙升为2.24万亿元。曾经,“三天一层楼”被称为“深圳速度”,如今,“深圳速度”正成为全球的科技城、创新城,引领世界潮流。


城市发展史,就是从农村人口向城市进军的迁徙史,也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史。


1978年,城镇常住人口1.7亿人,2017年则增加到8.1347亿人,城镇化率从17.9%提升到58.52%。尤其是城市数量,40年来有飞速增长,1978年,仅有193个城市,到2013年底,已发展到658个,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华中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社会结构深刻变革,城市群次第崛起,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全面提升,成就举世瞩目。


2018年10月29日,中国社科院与联合国人居署联合发布《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2018~2019》。报告显示,中国城市竞争力水平整体提升,全球20强,中国五市上榜,而当年的小渔村深圳,一举跃升到全球第五。全球100强,中国18个城市入围。而10年前的2008年,中国全球20强城市仅占2席。中国城市,已成为引领世界城市潮流的最为闪亮的那颗星星。


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全球性城市的突飞猛进,也带动着第四、第五、第六梯队的县域城市飞速发展。


以地处西部内陆的四川为例,改革开放40年,不少新城区拔地而起,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城市新区不断涌现,巴中恩阳区、遂宁船山区、资阳雁江区、广安前锋区、眉山东坡区、广元利州区等,不到20年时间,几乎每一个县都会涌现一个城市新区,新型城镇化带动城市进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成长。


这是一场世界范围内也未曾出现过的浩大的城市化进程,一些镇一跃而成为新城区。如广安的前锋区,2013年挂牌成立后,仅仅5年时间,就从一个人口仅2.3万人的前锋镇发展成为人口20多万人的新城区,书写了前锋造城奇迹。


县城,是县域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医疗、教育中心,其繁荣文明程度,直接体现着这个区域内的文明程度和人们生活水准的高低。40年改革开放,县域的创新发展有目共睹。通过不止息的革新与改造,优化与提升,城市综合体在县城不断呈现,越来越多的县域享受到了大城市才有的文化生活水准。


近年来,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和高铁规划建设的加快推进,在区域一体化的推动下,新的城区将不断出现。2018年7月,江苏省首个规划期至2035年的城市总体规划——《昆山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获批,上海联合江苏省,联合打造花桥—安亭—白鹤城镇圈。同时,江浙沪跨省城镇圈也将诞生。“城镇圈”概念的提出,意味着将有一大批建制镇逐步迈向都市区。长江三角洲内,“上海崇明东平-江苏海永-江苏启隆”城镇圈、“上海嘉定安亭-上海青浦白鹤-江苏花桥”城镇圈和“上海金山枫泾-上海松江新浜-浙江嘉善-浙江平湖”城镇圈将形成城市发展的新格局,以核心城市带动卫星城为主要形态的升级版的城市化进程已经开启。


不过,虽然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相对于14亿人口的大国而言,城市发展仍显不足。正如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胡祖才所言,我国的城市数量仍然很少,2017年城镇人口到8.13亿,但城市不到700个,比城镇人口1.1亿多的日本的近800个城市相比仍有差距,与3.1亿人口的美国拥有10158个城市更是相去甚远。


因而,可以断言的是,不远的将来,中国县域范围内的2800多个县市区将大比例地发展为新兴城市,民族的伟大复兴将以县域城市的崛起而显现,推动县域的高质量发展和全面振兴。


40年改革开放,通过不止息的革新与改造,优化与提升,城市综合体在县城不断呈现,越来越多的县域享受到了大城市才有的文化生活水准。图为四川省大竹县城市夜景.jpg    

40年改革开放,通过不止息的革新与改造,优化与提升,城市综合体在县城不断呈现,越来越多的县域享受到了大城市才有的文化生活水准。图为四川省大竹县城市夜景    

 

镇,特色城镇勃兴


潮往潮来,县强镇兴。


县与镇,从来都是相辅相成,共荣共兴。如果说镇是县的枝干,那城就是县的灵魂。


秩序论的观点认为,秩序从来都是具有层级性的,而每一个秩序体又是完整的独立的综合体。在县域这个综合体内,镇以县城为核心,县城的站位越高,镇的发展就越好。改革开放40年,从东部发达地区到中西部偏远地区,县域的发展逐次往下传导,当东部沿海催生出一大批综合实力特别强大的新型特色镇,甚至一些镇已发展成为城市的时候,西部的镇也许才刚刚萌发特色经济的嫩芽。


不过,纵使发展有先后,实力有强弱,但新型特色镇已在中国县域广泛生长。从1978年到2013年底,我国的建制镇数量,已从2173个增加到20113个,到2018年,已增长了10倍以上。


改革开放是镇域勃兴的催化剂与动力源泉。40年的实践证明,改革越深入,开放程度越深的镇,其发展速度就越快,社会经济发展得就越好。尤其是近10年来,扎根广阔县域的特色小镇,在政府无形之手的拨动下,正显现出强大的生机与活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经历了三个阶段。1978-2000年是镇域复兴期。其间,经历了返城时期、乡镇企业时期、工业园区和民工潮,城市化水平由17.92%上升到36.22%,建制镇由2173个增加至20312个。这个时期,我国的经济速度明显加快,实施了城市中心带到区域发展战略、小城镇发展优先战略和向沿海倾斜的区域发展战略。上世纪80年代深圳崛起,90年代浦东发展,昆山、东莞、石狮等也次第崛起。


第二个时期,是2000-2013年的快速发展期。此间正式制定了加速城镇发展的总体战略,提出了大中小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战略。城镇规划不断扩大,一些区位优势较好的镇赢得飞速发展,根据区划调整的需要,发展成了城市。分工协作的城镇群形成。在江苏、浙江一带,产业基础雄厚的镇已成为了专业镇,如大唐的“袜艺小镇”、海宁的“皮革时尚小镇”,桐乡的“毛衫时尚小镇”等。这个时期,即使是东部沿海,虽已形成规模化的“小镇经济”,但仍属于粗放型的发展方式,后期已陷入层次低、品牌小、结构散的困局。


第三个时期,是2014年至今的优化转型提升期,“特色小镇”建设以“新型城镇化”为目标,朝着精细化的方向发展。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发布,2016年底,《关于深入推进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出台,“特色小镇”在县域遍地开花。


2014年开始,小镇发展进入瓶颈期的浙江省开始了镇域经济的提挡升级。遵循产业“特而强”,功能“聚而合”,形态“小而美”,体制“新而活”,浙江建起了金融信息型的信息经济小镇、时尚小镇A、金融小镇,实物产品型的健康小镇、时尚小镇与高端装备制造小镇,体验服务型的旅游小镇、历史经典小镇等。到2018年,浙江省的特色小镇日益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平台,10个小镇总产出超百亿元,6个小镇税收超10亿元,正向专业、特色的新型城市迈进。


从改革开放的力度、广度、深度来看,从东往西,呈现出依次减小变弱的情形。力度最大、面最广、程度最深的是东南部沿海,从而使得东南部沿海的小镇发展得最快,活力最显,产业最成熟,经济实力最强。而西部内陆,虽然特色小镇的建设已经起步,但因基础薄弱,产业化程度不高,专业化不强,其发展存在较大差距,新型城镇化仍任重而道远。

 

图为四川省华蓥市禄市镇依托梨产业兴建的梨园新村 邱海鹰 摄.jpg    

图为四川省华蓥市禄市镇依托梨产业兴建的梨园新村 邱海鹰 摄    


村,新型幸福新村


40年改革开放,农村是一部大戏。


这部大戏,从包产到户活力迸发下的激情复兴,再到潮涌东南的民工大潮,进而发展到当下农村“空心化”后的乡村振兴战略,社会主义新农村进入到全面建设新型幸福美丽新村的新时期。


可以从农民与土地,粮食与市场,改革与开放三个维度来分析农村40年来的变奏曲。


农民与土地紧密相连,二者的利益联结历程,就是一段农村变迁史。在改革开放前,土地作为生产资料,一直与农民紧密联结在一起。从安徽凤阳小岗村开始的大包干改革,进而全国性的农村土地承包制,大部分农民对土地拥有了自主权,最大化地激活了土地的内在价值。随后,“一亩三分地”的土地已远远不能满足农民追求美好富裕生活的需要,富裕农民开始离开土地,进入乡镇企业,甚至“东南飞”到东南沿海地区,蔚为壮观的民工潮催生了世界工厂,让“中国造”遍及世界各地。当世界已见识“中国力量”,当世界惊呼“中国崛起”,当年的民工们已彻底脱离土地,他们的二代、三代渐渐在城镇落地生根。


此去彼往,“空心化”的农村呼唤新型农民,乡村需要振兴,新型幸福美丽新村在新生力量的追逐间开始了新一轮蜕变。这一轮蜕变,已触及农村的灵魂,将是一场根本性的改变。


粮食与市场,从来都是密不可分。当温饱已解决,多余的粮食便流入市场,而改革开放后,中国成为世界粮食市场的一部分,尤其是2001年我国加入WTO以后, 农业对外开放进入了新阶段。1979年,国家开始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超购部分甚至在提价基础上再加价50%。1983年后,农产品逐渐实现市场化,进而取消农业税,实行农业补贴。2000年起实行农村税费体制改革,2003年起实行新农合制度, 2005年起实行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2007年起实行农村低保制度,2009年起实行新农保制……


国家统计数据显示,1978—2017年,我国粮食产量由6095亿斤增加至12358亿斤,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粮食总产量继2013年首次突破12000亿斤大关后每年均稳定在之上,全国肉类总产量和水产品总产量稳居世界第一。我国粮食价格从为工业化聚集能量的“剪刀差”,到工业反哺农业的大额补贴,40年间实现了巨大的飞跃。


改革与开放,给农村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能。充分尊重农民首创精神,是农村改革成功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不懈推进农村改革和制度创新,充分发挥亿万农民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激发农村发展活力”,从小岗村、华西村再到鲁家村,改革与开放正推动着中国农村一步步前行。


小岗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农民温饱问题,但因小而弱,解决不了农民的富裕问题。华西村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的作用,乡镇企业做大做强,解决了农民的富裕问题,但其成功有背靠东南沿海的大环境因素,在全国不具有可复制性。


而浙江安吉鲁家村是近年出现的新典型村,走休闲观光旅游的道路,从7年前的落后村一跃而成全国的样板村,村集体达到624万多元。这资产与华西村相比不值一提,可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则具有很强的可复制性,有着普遍的借鉴意义。


农村的改革已推进到“三权分置”改革的新时期,而开放也逐渐向城镇资本和人才开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愿意留在乡村、建设家乡的人留得安心,让愿意上山下乡、回报乡村的人更有信心,激励各类人才在农村广阔天地大施所能、大展才华、大显身手”。乡村的人才、资金、产业正在汇聚,幸福美丽新村在县域遍地生长。


本刊记者 车文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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