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针对长江经济带11省市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水平三类业务未形成协同发展态势，且长江中上游地区与长三角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区域差异化明显，长江中上游地区数字普惠发展程度低等问题，提出了促进三类业务协同发展、打破区域壁垒、促进区域联动发展以及加强落后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等建议。

[关键词]  长江经济带；数字普惠金融；普惠金融

[基金项目]  广东白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中心重点科研平台建设项目（项目编号：2440319）；广东白云学院科研项目“珠三角城市群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的互动关系研究（项目编号：2021BYKY67）

[作者单位]  广东白云学院

数字普惠金融指一种跨越传统银行的诸多限制，各类金融参与者（如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等）都可以充分地参与到金融市场活动中，最终促进企业和家庭的经济增长、消除贫困和不平等的新型金融体系。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横跨东中西三大区域，人口规模与经济总量接近全国的45%，是中国经济综合实力最强的区域。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对象，分析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问题，对于完善数字普惠金融的相关政策提供理论支撑，从而更好地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发展现状

本文基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长江经济带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其用总指数来测度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总水平，总指数细分为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水平三个方面。

——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长江经济带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11个省市。本文选取了这11个省市的普惠金融总指数数据，来描述长江经济带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整体水平。总指数越高，则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如图1所示，从整体来看，2011—2020年期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是呈平稳上升的态势，且11个省市增长趋势基本同步。总指数排名靠前的是上海、浙江、江苏、湖北，其中上海自2018年以来增长速度极快，到2020年居于第一。而贵州、云南总指数水平居于后两位，其他城市水平相当，居于中位。

——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是通过计算各省居民的电子账户数来体现，其中电子账户包括互联网支付账户及绑定的银行卡账户。如表1所示，从整体发展态势来看，2011—2020年期间，长江经济带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保持着稳定的增长速度。从总水平来看，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最高的是上海，紧随其后的是浙江和江苏，排名靠后的是地处西南地区的云南和贵州，主要原因在于云南与贵州金融机构网点密度相对较低，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亟待提高，从而使得居民电子账户数量较少，而上海金融发展水平高，金融人才聚集，所以其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处于长江经济带的首位。

——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包括支付、信贷、保险、信用、投资、货币基金，衡量消费者使用数字金融服务的程度。如表1所示，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总体上是上升趋势，但是2014年首次出现负增长。从11省市的使用深度比较来看，2011—2013年，浙江省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居于第一位。2013—2020年，上海超越浙江省稳居第一，浙江省使用深度水平为第二，紧随其后的是江苏省。另外，贵州省的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水平一直处于最后位置，有待提高。

长江经济带11省市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与数字化水平 数据来源：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水平。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水平是衡量用户在选择金融服务时会考虑到的成本性与移动便利性，所以便利性和成本是其两大核心因素。如表1所示，从整体来看，2011—2017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之间普惠金融数字化水平程度差异不明显，且呈现同步增长的关系，2017—2020年，11省市数字化水平开始慢慢出现区域差异化，但差距也较小。这说明目前数字技术水平的快速发展能突破地理限制，真正缩小区域发展差异。  

——数字普惠金融不同维度的指标。将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水平进行横向比较，总体上来看，三指标在2011—2020年期间均呈上升趋势，且增长显著。其中，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由2011年的37.79上升到2020年的334，平均增长7.8倍；使用深度指数由2011年的60.5上升到2020年的365，平均增长5倍；数字化水平由2011年的32上升到2020年的407.6，平均增长11.74倍。可见普惠金融数字化水平平均增长速度最快，总体发展水平最高，但波动较大，在2016年与2017年均出现明显下降趋势。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总体水平最低，但增长速度高于使用深度，且趋势平稳、波动小。

 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

存在的问题

——三指标良性互动未形成，纵深发展需加强。根据北京大学编制的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细分指标数据可以得出，支付、保险与信贷出现时间最早，而货币基金、投资与征信出现时间较晚，特别是征信，2015年才出现，且征信的增长速度在各细分指标中最低。征信业务起步晚、发展速度缓慢，使得互联网金融业务风险加大，不利于普惠金融的纵深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水平区域差异化明显。2011—2020年，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在数字普惠金融总水平发展上一直处于遥遥领先地位，其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平均值为251.65，显著超过平均值为200的成渝城市群，且长江中游城市群与成渝城市群在2011—2018年水平相当，但从2018年开始，两城市群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差距也在逐步拉大，由此可见，长江经济带三城市群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方面，区域差异化明显。

——经济落后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低。首先在长江中上游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由于地处偏远，居民生活环境闭塞，对外界信息感知力欠缺，金融理念很保守；其次金融机构网点少，金融专业服务人员更是稀缺，缺少对贫困地区居民的金融知识宣传与引导；最后因为数字普惠金融的推行需要基础设施的有力保障，在经济落后地区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

发展对策

——促进各业务良性互动，加强纵深发展。目前社会各类互联网征信机构应着眼于运用数字化工具，完善征信平台，创新征信产品。政府方面，加大全社会征信信息网络建设，将社会各类互联网征信机构与人民银行征信系统链接，形成全社会的征信信息网络，从而为互联网金融机构的信贷业务降低违约风险。使得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与数字化水平之间形成协同发展、良性互动的平衡态势。

——打破区域发展壁垒，实施区域间联动发展。应加强对长三角城市群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调研，总结成功经验，因地制宜地运用到长江中上游地区，分析目前成渝城市群与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不足，分析落后的根源，找准方向，强化举措。政府制定统一的协调指挥体系，深入交流具体实施方案和实施进度，并在遇到相关专业问题时分享交流，总结和推广相关发展经验。

——强化落后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建设。首先是要提高长江中上游地区居民的金融认知水平，数字普惠金融相比较传统金融而言，对居民的金融素养要求更高，特别是在数字化支付工具的使用上。加大金融教育宣传力度，给偏远封闭地区的人群传播最新的金融信息，提高这些人群对于数字普惠金融的接受度。其次政府应出台政策鼓励商业银行加大长江中上游落后地区的金融机构网点建设。最后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地区人群智能手机普及率低，通信网络也不完善，阻碍了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的发展。应加大5G网络建设，实现长江经济带5G网络全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