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化一体化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主要载体的“新江南”版图迫切需要构建“新江南文化”。古代徽州在地理位置、行政区划、经济发展、文化心理等方面均与江南核心区联系紧密，因此徽文化理应成为“新江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徽文化融入“新江南文化”，对于长三角文化体系形成、文化精神展现、文旅产业发展及文化软实力提升等都将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关键词]长三角；徽文化；新江南文化

[课题项目]2021年度安徽省党校（行政学院）系统重点课题成果《长三角一体化视域下“新江南文化”建构研究》（课题编号：QS202162）

[作者单位]安徽省绩溪县委党校

共同的文化基础是沪苏浙皖协同发展的重要基石，文化一体化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题中要义。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有关“长三角区域文化”话题的关注度颇高，尤其是关于“江南文化”的研究非常火热。因为在长三角地区，最有代表性的区域文化就是江南文化。

长三角一体化呼唤“新江南文化”

之前，众所周知的长三角范围是沪苏浙，这个范围和传统江南地域差不多。认可度较高的传统江南范围是明清时期比较成熟的江南形态——环太湖流域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杭州、嘉兴、湖州等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因此在传统视野当中，吴文化、越文化和海派文化在江南文化中占主导地位。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催生“新江南”。随着《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等文件的颁布，安徽在长三角从一个“旁听生”变成了一个“插班生”。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让安徽真正成为了长三角大家庭里的一员。长三角一体化的规划范围为沪苏浙皖全域，其中27个城市为中心区。这27个城市组成的长三角城市群与传统江南地域范围大体相当，被视为“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主要载体的当代江南形态”——“新江南”。

——构建“新江南文化”势在必行。长三角一体化视域下的“新江南”迫切需要推进江南文化的当代化和时代化，即在“新江南”版图的基础上构建“新江南文化”——长三角文化发展共同体。“新江南文化”作为涵盖三省一市的区域文化，既要立足传统江南文化这个历史根基，又要充分融合当代文化元素；既要着重突出长三角城市群的地域文化，又要兼顾未纳入城市群的其他沪苏浙皖城市的地方文化。

徽文化应成为“新江南文化”的重要部分

“新江南”的版图扩大了江南文化的外延，也为传统江南文化赋予新的内涵。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就是徽文化，安徽加入长三角，必然使得徽文化在长三角文化发展共同体中占有重要位置，徽文化应该与吴越文化、海派文化一样，共同成为“新江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安徽要以文化先行，积极主动地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大格局。

古代徽州虽然不是处于江南的核心区，但也是江南边缘的山区。而且古代徽州与江南核心区关系十分密切，徽文化与传统江南文化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地理位置相连。历来，“江南”这一地域概念其实并没有统一的规定，关于其范围的界定也是众说纷纭。如果单从自然地理角度说，“江南”毫无疑问指的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徽州和苏州、杭州等江南城市一样，本就处于长江中下游流域，而且徽州和江南重镇杭州山水相连、地缘相近，自然条件相似，也是鱼米之乡，具有典型的江南地域风格。

——历史区划相关。无论是唐代的“江南道”，还是宋元时的“江南路”，安徽长江以南地区都包含在内。特别是明清时期，“从直隶到江南分省”，安徽都是其中的主角之一。明代的直隶（南直隶）相当于今天的江苏、上海和安徽三地；清代时将南直隶改为江南省，后来江南省又分为安徽省和江苏省。因此，历史上的徽州曾经属于行政区划上的“江南”地域范围。

——经济发展相融。徽州与杭州水系相通，促成了便利的水运交通，也给两地的经济往来提供了有利条件。当年徽州和杭州之间的货物运输往往是通过水运来完成的。如徽州的木材、石料等本地出产的原材料，通过新安江顺流而下，经过富春江，再流到钱塘江水系达到杭州，而徽商们又会把杭州的生活物资通过水运寄给家乡的亲人们。明清时期，徽州人外出经商的主要范围就是江南，尤其是环太湖流域的江南核心区。可以说，徽商造就了江南市镇的繁荣，推动了江南经济的发展，在江南经济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文化心理相亲。徽州与传统江南地区人文相近、人缘相亲，拥有共同的文化基因。如徽商就是联结徽文化与江南文化的一个重要纽带，徽商于徽文化而言是其重要文化精髓，于江南文化而言是其重要助推器。徽州商人，出生于徽州，立业于江南，在江南商海拼搏，在徽州老家置业，在祖籍徽州和经商之地捐资广建社学和义学，涌现出胡雪岩等一批徽商典型代表，成为徽州人和江南人共同的历史记忆。徽文化也对江南人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徽派建筑方面，如今天青浦的朱家角、苏州的同里、嘉兴的西塘等古镇，依然可以看到徽州三雕、马头墙等徽派元素；传统艺术方面，汪士慎、罗聘等徽州画家在江南活动频繁，促进了江南书画艺术的发展；刻书方面，徽州书商和刻工在江南建立了很多书坊，如南京的徽商胡正言、杭州的徽商鲍廷博、扬州的徽商程晋芳、上海的徽商汪原放等对江南文化的传播做出了贡献。

可见，徽文化与传统江南文化在历史上已有相互融合的印记，二者有着共同的文化基因成分。在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徽文化与传统江南文化共同联手、合为一体，不仅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有其客观的历史因素。因此，徽文化理应成为长三角“新江南文化”的一个重要文化分支。

徽文化为“新江南文化”注入发展动能

徽文化融入“新江南文化”，将为长三角文化发展共同体的构建注入新鲜血液，也将为长三角文化一体化发展注入发展活力。

——有利于形成完整的长三角文化体系。传统江南文化主要是在环太湖流域的“小江南”基础上形成的，而“小江南”实际是古代的经济区，因其过度注重经济因素，而忽视了文化关联，导致徽文化被视为传统江南文化的边缘。从历史衍变的进程看，传统江南文化体系不够完整；从当下发展的需要看，传统江南文化也不能覆盖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背景下，徽文化已然成为“新江南文化”的主角之一，这就使得以“吴文化、越文化、海派文化和徽文化”为主体的“新江南文化”更加全面、更加合理，有助于长三角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区域文化体系。“新江南文化”体系的形成，也就意味着长三角文化发展共同体的成型。

——有利于全面展现长三角文化精神内核。徽文化的加入，使得传统江南文化锦上添花，让长三角文化愈加丰富多彩。从宏观角度看，徽文化与江南文化有很高的统一性；从微观角度看，徽文化又具有不同于吴越文化的个性色彩。《江南通志》认为“江南偏文弱，安徽偏刚烈”，传统江南文化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更多是主情、尚文和柔美，而徽文化中的伦理道德、经世致用、求真务实的理性价值更为突出。尤其是徽商精神集中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吃苦耐劳、敢于开拓、诚信经营、崇文重教等等，这些精神在徽商身上都得到了完美诠释。徽文化的融入，能丰富传统江南文化的内涵，能拓展传统江南文化的精神谱系，能促使长三角文化精神更加立体、更加饱满。

——有利于推动长三角文旅产业良性发展。徽文化为“新江南文化”提供了无比丰富的文旅资源。徽文化内容博大精深，不仅有徽州古建三绝（民居、祠堂、牌坊）、徽菜（中国八大菜系之一）、徽剧（中国戏曲的重要剧种）、徽派雕刻（木雕、砖雕、竹雕）、徽墨、歙砚，还有新安理学、徽州朴学、新安画派、徽派版画、徽派盆景、徽州竹编、徽州民俗等，为长三角文旅产业发展打开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如今长三角旅游市场在打造文旅项目中，存在着高端化、士绅化和去原真性的现象，而徽文化承载地的宝贵之处在于其仍然保留了大量原真性的生活空间。一些徽州古民居历经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仍保存较好，如绩溪的棋盘村、仁里村，歙县阳产“土楼村”等古村落常年都有居民居住，充满着生活的气息；徽州区的潜口民宅，均是从周边迁移而来的明清古建筑，依稀保留着原汁原味的徽派风格，没有浓厚的商业气息。还有一些自然景区，如徽杭古道、障山大峡谷等，多为原生态的风光，没有被过度包装的痕迹。这些文旅资源为长三角打造原真性的文旅体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有利于提升长三角区域文化软实力。构建“新江南文化”，最终目的旨在更好地服务、推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而文化要用传承和发展“两条腿走路”，就必须打造文化品牌。徽文化是中国三大地域文化之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内容。因此徽文化的融入，会为长三角区域文化品牌的打造带来更多发展契机。而且徽文化在世界上也有一定影响力，曾吸引众多国外学者长期研究。“祁红”“屯绿”早已在国外名声大噪；徽墨早在明代就远销日本和东南亚各地；入选“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的黄山，入选“世界文化遗产”的宏村、西递等在国际上已有较高的知名度。因此，徽文化对于让长三角区域文化走向世界，对于提升长三角文化软实力的作用是不容小觑的。

长三角一体化视域下“新江南文化”的构建，需要沪苏浙皖共同发力，需要长三角人民齐心协力。安徽要积极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格局，必然要在文化上久久为功。而徽文化作为长三角文化发展共同体的重要成员，应当发挥其应有的价值，释放其巨大的潜能，绽放其迷人的魅力。

  凌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