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的著名论断，给改革开放40年历史一个精准而形象的定位。

通过这场革命，中国从城到镇，从镇到村，从村到人，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广大县域，作为中国最根本的代表，张力最大的内在与表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40年众志成城，40年砥砺奋进，40年春风化雨，中国的改革开放从经济体制进而到全面深化遍及各个领域，纵贯城乡，推动中国从乡村到城市，又从城市到乡村的深远变革。这场变革，正向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大目标迈进，向着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迈进。

这场改革浪潮，如同春风吹遍中华大地，县域山花浪漫，孕育着一个又一个盛大的果实。

四川省成都市    

城，迈向美丽城市

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城市波澜壮阔的成长史，是当今世界最盛大的现代化城市的建设史。

最典型的莫过于深圳。作为全球经济特区的“头号成功典范”，这座小小的渔村，1979年GDP仅为1.97亿元，而到了2017年，其GDP已飙升为2.24万亿元。曾经，“三天一层楼”被称为“深圳速度”，如今，“深圳速度”正成为全球的科技城、创新城，引领世界潮流。

城市发展史，就是从农村人口向城市进军的迁徙史，也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史。

1978年，城镇常住人口1.7亿人，2017年则增加到8.1347亿人，城镇化率从17.9%提升到58.52%。尤其是城市数量，40年来有飞速增长，1978年，仅有193个城市，到2013年底，已发展到658个，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华中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社会结构深刻变革，城市群次第崛起，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全面提升，成就举世瞩目。

2018年10月29日，中国社科院与联合国人居署联合发布《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2018～2019》。报告显示，中国城市竞争力水平整体提升，全球20强，中国五市上榜，而当年的小渔村深圳，一举跃升到全球第五。全球100强，中国18个城市入围。而10年前的2008年，中国全球20强城市仅占2席。中国城市，已成为引领世界城市潮流的最为闪亮的那颗星星。

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全球性城市的突飞猛进，也带动着第四、第五、第六梯队的县域城市飞速发展。

以地处西部内陆的四川为例，改革开放40年，不少新城区拔地而起，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城市新区不断涌现，巴中恩阳区、遂宁船山区、资阳雁江区、广安前锋区、眉山东坡区、广元利州区等，不到20年时间，几乎每一个县都会涌现一个城市新区，新型城镇化带动城市进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成长。

这是一场世界范围内也未曾出现过的浩大的城市化进程，一些镇一跃而成为新城区。如广安的前锋区，2013年挂牌成立后，仅仅5年时间，就从一个人口仅2.3万人的前锋镇发展成为人口20多万人的新城区，书写了前锋造城奇迹。

县城，是县域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医疗、教育中心，其繁荣文明程度，直接体现着这个区域内的文明程度和人们生活水准的高低。40年改革开放，县域的创新发展有目共睹。通过不止息的革新与改造，优化与提升，城市综合体在县城不断呈现，越来越多的县域享受到了大城市才有的文化生活水准。

近年来，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和高铁规划建设的加快推进，在区域一体化的推动下，新的城区将不断出现。2018年7月，江苏省首个规划期至2035年的城市总体规划——《昆山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获批，上海联合江苏省，联合打造花桥—安亭—白鹤城镇圈。同时，江浙沪跨省城镇圈也将诞生。“城镇圈”概念的提出，意味着将有一大批建制镇逐步迈向都市区。长江三角洲内，“上海崇明东平-江苏海永-江苏启隆”城镇圈、“上海嘉定安亭-上海青浦白鹤-江苏花桥”城镇圈和“上海金山枫泾-上海松江新浜-浙江嘉善-浙江平湖”城镇圈将形成城市发展的新格局，以核心城市带动卫星城为主要形态的升级版的城市化进程已经开启。

不过，虽然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相对于14亿人口的大国而言，城市发展仍显不足。正如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胡祖才所言，我国的城市数量仍然很少，2017年城镇人口到8.13亿，但城市不到700个，比城镇人口1.1亿多的日本的近800个城市相比仍有差距，与3.1亿人口的美国拥有10158个城市更是相去甚远。

因而，可以断言的是，不远的将来，中国县域范围内的2800多个县市区将大比例地发展为新兴城市，民族的伟大复兴将以县域城市的崛起而显现，推动县域的高质量发展和全面振兴。

40年改革开放，通过不止息的革新与改造，优化与提升，城市综合体在县城不断呈现，越来越多的县域享受到了大城市才有的文化生活水准。图为四川省大竹县城市夜景    

镇，特色城镇勃兴

潮往潮来，县强镇兴。

县与镇，从来都是相辅相成，共荣共兴。如果说镇是县的枝干，那城就是县的灵魂。

秩序论的观点认为，秩序从来都是具有层级性的，而每一个秩序体又是完整的独立的综合体。在县域这个综合体内，镇以县城为核心，县城的站位越高，镇的发展就越好。改革开放40年，从东部发达地区到中西部偏远地区，县域的发展逐次往下传导，当东部沿海催生出一大批综合实力特别强大的新型特色镇，甚至一些镇已发展成为城市的时候，西部的镇也许才刚刚萌发特色经济的嫩芽。

不过，纵使发展有先后，实力有强弱，但新型特色镇已在中国县域广泛生长。从1978年到2013年底，我国的建制镇数量，已从2173个增加到20113个，到2018年，已增长了10倍以上。

改革开放是镇域勃兴的催化剂与动力源泉。40年的实践证明，改革越深入，开放程度越深的镇，其发展速度就越快，社会经济发展得就越好。尤其是近10年来，扎根广阔县域的特色小镇，在政府无形之手的拨动下，正显现出强大的生机与活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经历了三个阶段。1978－2000年是镇域复兴期。其间，经历了返城时期、乡镇企业时期、工业园区和民工潮，城市化水平由17.92%上升到36.22%，建制镇由2173个增加至20312个。这个时期，我国的经济速度明显加快，实施了城市中心带到区域发展战略、小城镇发展优先战略和向沿海倾斜的区域发展战略。上世纪80年代深圳崛起，90年代浦东发展，昆山、东莞、石狮等也次第崛起。

第二个时期，是2000－2013年的快速发展期。此间正式制定了加速城镇发展的总体战略，提出了大中小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战略。城镇规划不断扩大，一些区位优势较好的镇赢得飞速发展，根据区划调整的需要，发展成了城市。分工协作的城镇群形成。在江苏、浙江一带，产业基础雄厚的镇已成为了专业镇，如大唐的“袜艺小镇”、海宁的“皮革时尚小镇”，桐乡的“毛衫时尚小镇”等。这个时期，即使是东部沿海，虽已形成规模化的“小镇经济”，但仍属于粗放型的发展方式，后期已陷入层次低、品牌小、结构散的困局。

第三个时期，是2014年至今的优化转型提升期，“特色小镇”建设以“新型城镇化”为目标，朝着精细化的方向发展。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发布，2016年底，《关于深入推进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出台，“特色小镇”在县域遍地开花。

从2014年开始，小镇发展进入瓶颈期的浙江省开始了镇域经济的提挡升级。遵循产业“特而强”，功能“聚而合”，形态“小而美”，体制“新而活”，浙江建起了金融信息型的信息经济小镇、时尚小镇A、金融小镇，实物产品型的健康小镇、时尚小镇与高端装备制造小镇，体验服务型的旅游小镇、历史经典小镇等。到2018年，浙江省的特色小镇日益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平台，10个小镇总产出超百亿元，6个小镇税收超10亿元，正向专业、特色的新型城市迈进。

从改革开放的力度、广度、深度来看，从东往西，呈现出依次减小变弱的情形。力度最大、面最广、程度最深的是东南部沿海，从而使得东南部沿海的小镇发展得最快，活力最显，产业最成熟，经济实力最强。而西部内陆，虽然特色小镇的建设已经起步，但因基础薄弱，产业化程度不高，专业化不强，其发展存在较大差距，新型城镇化仍任重而道远。

图为四川省华蓥市禄市镇依托梨产业兴建的梨园新村 邱海鹰 摄    

村，新型幸福新村

40年改革开放，农村是一部大戏。

这部大戏，从包产到户活力迸发下的激情复兴，再到潮涌东南的民工大潮，进而发展到当下农村“空心化”后的乡村振兴战略，社会主义新农村进入到全面建设新型幸福美丽新村的新时期。

可以从农民与土地，粮食与市场，改革与开放三个维度来分析农村40年来的变奏曲。

农民与土地紧密相连，二者的利益联结历程，就是一段农村变迁史。在改革开放前，土地作为生产资料，一直与农民紧密联结在一起。从安徽凤阳小岗村开始的大包干改革，进而全国性的农村土地承包制，大部分农民对土地拥有了自主权，最大化地激活了土地的内在价值。随后，“一亩三分地”的土地已远远不能满足农民追求美好富裕生活的需要，富裕农民开始离开土地，进入乡镇企业，甚至“东南飞”到东南沿海地区，蔚为壮观的民工潮催生了世界工厂，让“中国造”遍及世界各地。当世界已见识“中国力量”，当世界惊呼“中国崛起”，当年的民工们已彻底脱离土地，他们的二代、三代渐渐在城镇落地生根。

此去彼往，“空心化”的农村呼唤新型农民，乡村需要振兴，新型幸福美丽新村在新生力量的追逐间开始了新一轮蜕变。这一轮蜕变，已触及农村的灵魂，将是一场根本性的改变。

粮食与市场，从来都是密不可分。当温饱已解决，多余的粮食便流入市场，而改革开放后，中国成为世界粮食市场的一部分，尤其是2001年我国加入WTO以后， 农业对外开放进入了新阶段。1979年，国家开始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超购部分甚至在提价基础上再加价50%。1983年后，农产品逐渐实现市场化，进而取消农业税，实行农业补贴。2000年起实行农村税费体制改革，2003年起实行新农合制度， 2005年起实行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2007年起实行农村低保制度，2009年起实行新农保制……

国家统计数据显示，1978—2017年，我国粮食产量由6095亿斤增加至12358亿斤，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粮食总产量继2013年首次突破12000亿斤大关后每年均稳定在之上，全国肉类总产量和水产品总产量稳居世界第一。我国粮食价格从为工业化聚集能量的“剪刀差”，到工业反哺农业的大额补贴，40年间实现了巨大的飞跃。

改革与开放，给农村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能。充分尊重农民首创精神，是农村改革成功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不懈推进农村改革和制度创新，充分发挥亿万农民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激发农村发展活力”，从小岗村、华西村再到鲁家村，改革与开放正推动着中国农村一步步前行。

小岗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农民温饱问题，但因小而弱，解决不了农民的富裕问题。华西村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的作用，乡镇企业做大做强，解决了农民的富裕问题，但其成功有背靠东南沿海的大环境因素，在全国不具有可复制性。

而浙江安吉鲁家村是近年出现的新典型村，走休闲观光旅游的道路，从7年前的落后村一跃而成全国的样板村，村集体达到624万多元。这资产与华西村相比不值一提，可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则具有很强的可复制性，有着普遍的借鉴意义。

农村的改革已推进到“三权分置”改革的新时期，而开放也逐渐向城镇资本和人才开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愿意留在乡村、建设家乡的人留得安心，让愿意上山下乡、回报乡村的人更有信心，激励各类人才在农村广阔天地大施所能、大展才华、大显身手”。乡村的人才、资金、产业正在汇聚，幸福美丽新村在县域遍地生长。

本刊记者 车文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