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金融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核心，是现代农村经济运行的血脉和发展的杠杆。2015年7月，成都成为全国首个农村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城市以来，作为成都郊区的崇州市，紧紧围绕服务“三农”和新农村建设两条主线，探索构建“三大平台、一套体系、多项产品”的“3+1+N”农村金融创新模式，初步实现了农村金融服务的多样化、便捷化、智能化和综合化，有力地推动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推动了农村发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农村金融改革创新提供了重要范例。

改革背景   

“四大瓶颈”亟待突破

近年来，崇州市农村金融服务环境虽然得到较大改善，但服务的广度和深度仍不能跟上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在需求供给、产品创新、保障体系、运行机制上还存在比较明显的瓶颈，亟待打破。

——需求供给瓶颈。涉农金融机构，出于追求自身利益和规避风险的考虑，偏好将资金投向收益率相对较高的城镇和非农部门。真正需要贷款的农户，往往因为门槛过高、利率偏高、程序繁琐等原因而“贷不了”“ 不敢贷”。这使得农民只能走向民间借贷，从而导致融资成本和风险大大增加。      

——产品创新瓶颈。总体看，崇州农村金融市场信贷需求存在信贷额度小、金融产品分散、农业季节性强的“小、散、快”特点。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对金融产品需求日趋多元，但金融机构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对农村强烈的资金需求反应较为迟缓，提供差别化农村金融产品的积极性还不高，现有的金融创新产品种类少、覆盖面窄、同质化严重，缺少系统性和针对性，难以满足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对融资的多元需求。

——保障体系瓶颈。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担保体系不健全，农村产权抵押与担保范围狭窄，缺少政府主导的担保公司和担保平台。二是评估体系不健全，缺乏政策依据、评估标准、专业评估机构和专业评估人才。三是风险防控体系不健全，农业信贷风险分担机制和补偿机制缺失，政策性保险覆盖面低，支农信贷风险无法分散。

——运行机制瓶颈。一方面，支持政策不配套。涉农信贷财政奖励和补贴力度不够、范围不宽、效用不高，各类优惠政策针对性不足，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农村金融新需求。另一方面，基础建设不完善。农村金融市场运行机制不健全，农村征信体系和信用环境建设相对滞后，缺少金融对接平台，各类农业经营主体获取金融信息和金融服务的渠道过于狭窄，贷款难、融资贵、对接不畅等问题突出。

探索创新   

构建“3+1+N”农村金融模式

针对上述瓶颈制约，崇州探索构建了“三大平台、一套体系、多项产品”的“3+1+N”农村金融创新模式。

——搭建三大农村金融平台，着力打通金融服务新通道。一是搭建农村产权抵押、担保和收储平台，解决银行“放心贷”的问题。明确界定各类农村产权抵押贷款的贷款利率、担保费用收取和政府帖息等优惠扶持政策，搭建起行之有效的产权抵押政策扶持体系。由财政注资5270万元，成立农村产权抵押融资担保公司，积极开展政府收储；引导互助合作社建村级互助担保合作社，探索引进产业化企业参与，建立“政府+互助合作社+企业”三位一体的农村产权抵押贷款收储体系。同时，建立专户管理的农村产权抵押风险基金及持续补充机制、政府风险担保和土地收益履约保险的双保险机制。二是搭建“农贷通”平台，解决资金“放得出”的问题。整合政、银、企和集体经济组织等各方资源，共同搭建“农贷通”平台，充分发挥“一款一库一奖补”（支农再贷款、“农贷通”项目库和财政奖补政策）的撬动、激励作用，确保银农无缝衔接、金融资金顺畅下乡。目前，通过向符合条件的成都农商银行崇州支行、崇州上银村镇银行发放1亿元支农再贷款，撬动2亿元涉农信贷资金投放。在此基础上，引导农村金融推动田网、水网等“七网”同步建设，拟实施农业项目51个，计划投资23亿元。三是搭建“互联网+农村金融”平台，解决金融“信息通”的问题。依托农村电子商务平台，建立以“数据库+网络”为核心的“崇州农村金融服务和信用信息平台”，通过构建“集中对接、常态对接、互联网+对接”三个机制，实现政、银、农高效互动对接。目前，崇州已配备兼职金融宣传员100余人，设立金融服务站30余个，采集入库133户各类农业经营主体相关信用信息指标，农业经营者通过平台共发起59笔贷款申请，成功发放38笔2146万元。

——构建一套农村信用体系，持续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一是深入推进信用创建工作。目前，崇州已评定信用乡镇21个，信用村161个，信用农户1.1万户。二是建立健全农村信用激励奖惩机制。把信用评价结果作为金融培育、融资对接、政府评先扶持的重要参考。将诚实守信作为享受财政扶持政策的必备条件，将获得农业融资贷款支持的经营主体出现逾期偿还和拒还贷款的，一律列入黑名单，取消其5年内申报国家、省和成都市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示范合作社、示范家庭农场的资格，且不得申报各级财政扶持项目。三是鼓励金融机构加大“三农”信贷投入，提高涉农银行农业产业链金融服务水平。同时，落实对金融机构的奖励政策和措施。截至2016年6月末，崇州涉农贷款余额132.9亿元，同比增长16.5%。

——创新多项农村金融产品，切实满足“三农”发展需求。一是推动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截至2016年6月末，累计发放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41笔1240万元。二是创新开展林权抵押贷款。成功发放全省首笔非林地上林木（竹、果）权抵押贷款和全省首笔林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截至2016年6月末，累计发放经济林木（竹、果）权抵押贷款22笔1119.4万元，林地经营权抵押贷款7笔425万元。三是扎实推进集体建设用地抵押融资。目前，农发行崇州支行累计发放以集体建设用地为抵押的“三农”贷款11.6亿元，已审批未发放贷款1.8亿元，重点支持崇州10万亩粮食稳产高产综合示范基地建设。四是探索发放农业生产设施所有权、农村养殖水面经营权抵押贷款。目前已发放抵押贷款共3笔170万元。五是继续推进农村房屋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贷款。目前已累计发放农村房屋抵押贷款869笔6亿元，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贷款22笔1.6亿元。

经验启示  

着眼培育供需内在动力

从根本上说，农村金融改革创新乏力的症结，不是农业生产和农民群众如何适应现代金融体系，而是现代金融体系如何适应农业农村实际的问题。崇州探索建立的“3+1+N”农村金融模式之所以行之有效，有“闯出来”的因素，也有“逼出来”的因素，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就是崇州敢想敢试，找准了症结，抓住了关键，从而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改革成效。

——产权明晰是基础。农村金融“贫血”的解决之道，根本在于通过制度创新，进一步明晰农村产权的归属，解决好抵押物问题，变“死资源”为“活资产”，充分发挥金融融通功能。同时，要健全农村产权管理服务体系和纠纷调处体系，发放统一规范的资产凭证。目前，崇州已登记颁发《农村土地经营权证》《农村养殖水面经营权证》等各类权证6390宗。通过进一步明晰产权，农民有了能作为抵押担保物的有效凭证，手中的资产才能真正“活”起来，农村金融“贫血”困局也才能真正破解。

——政策扶持是前提。农村金融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有序引导和有力支持，要充分发挥政策支撑作用，合理推行财税优惠政策，放大财政资金的引导和杠杆效应，持续降低金融机构运营成本，吸引更多金融机构投身农村金融市场，推动金融资源继续向“三农”倾斜。同时，要突出政策导向作用，引导信贷资金重点支持家庭农场、种养专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支持附加值高、经济效益好的特色农业发展，促进农村金融与农业、农村经济的共同发展。目前，崇州通过出台《进一步深化农村产权抵押融资试点的实施意见》等12个配套政策措施，初步构建起农村产权流转交易、融资担保、价值评估、风险防控、金融服务、政策扶持“六大体系”，有效引导农村经营主体积极运用农村产权抵押贷款解决生产经营资金需求。

——产品创新是关键。大力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创新是农村金融创新的破题关键。要解决农村区域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等问题，必须充分激发各类金融机构支农的主动性、能动性和积极性，积极探索多种形式的农村信贷抵押担保模式，大力开发契合农村与农民实际需求特点的金融产品，进一步扩大抵押品范围、担保方式和信贷投放规模，构建起多样化的信贷产品组合体系，与时俱进地满足农村多元化金融服务需求，才能真正有效缓解农村和农民融资困难，让农村和农民得到更多、更实惠、更便捷的金融服务。

——风险防控是底线。必须把严防风险作为农村金融创新的底线，强化农村信用体系建设，进一步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同时，健全完善涉农信贷政策和制度流程，加大金融监管力度，积极探索利息补贴、农业保险、发展政府支持的担保公司、农村产权交易平台提供担保、设立风险补偿基金等各类方式，全面提高涉农信贷资金的安全性、稳定性和盈利性。

（成都市委政研室、崇州市委政研室联合课题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