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县域经济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底部支撑，这在县域地区生产总值占全省经济比重59.1%的湖北省（2023年）尤为明显。本文基于事件数据分析方法，对在湖北省人民政府信息门户检索到的2007—2022年155个县域经济相关重要政策文件以及分解而来的199个有效构成单元进行指数构建，并对相应年份湖北省统计局发布的《湖北统计年鉴》中全省各县域经济体的生产总值进行逐年汇集与整理。结合上述数据，对湖北省县域经济政策指数与县域地区生产总值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可视化处理。结果显示，湖北县域经济政策对经济发展总体上产生了极强的正向推动作用。此外，由于资源要素、禀赋结构的欠缺，县域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需要政府层面的政策干预。但政府在进行政策引导的同时，也要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达到主动作为让政策效应加速释放的良好效果。

[关键词]县域经济；政策评价；事件数据分析

[基金项目]2024年湖北省党校（行政学院）系统调研课题“基于事件数据分析方法的湖北县域经济政策量化评价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共汉川市委党校

县域兴衰关系着发展全局，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时代赋予的使命。从我国区域结构看，县域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单元，也是实现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点和难点区域。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县域经济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板块，亦存在着内生性发展动力不足等诸多问题。截至2023年4月，中国大陆共有县域1867个，面积接近全国国土的90%，GDP比重却只占38.1%。与能够通过规模报酬递增和正反馈效应进行不断自我强化，并在经济增长中保持领先地位的经济类型（如都市经济）相比，县域经济既不存在新经济地理学意义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优势等起始条件，在开放的竞争性市场中，县域经济还缺乏相应的种种竞争优势。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禀赋结构不同，相应地会有不同的经济结构。他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认为，经济结构内生决定于要素禀赋结构。故而，在市场调节发挥作用有限的情况下，经济政策对促进县域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的作用随之显现。对于这一推论，现有研究并未在量化方法上对宏观政策效果提供相应的评估。同样地，为了更纯粹地分析政策设计与县域经济发展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我们需要选取一个受政策影响较为明显的案例。在中国34个省级行政区中，县域经济发展质效水平较高，并以“主动作为让政策效应加速释放”为经济发展主线的湖北，则成为论证上述推论的最优选之一。

数据可用性

湖北省县域经济政策指数。事件数据分析法把复杂的政策和政治行为分解为一系列的构成单元，如提高城镇产业承载能力、强化财政保障机制、扩大县域发展自主权、推进县域外资工作等等，然后对其进行赋值。要有效衡量政策事件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核心问题是解决从事件向数据的赋值转化。政策与经济的两者关系是由众多政策事件组成的，这些事件随着时间形成了一个“事件流”，对两者关系的衡量需要在事件累积和流动两个维度上同时进行衡量。也就是说，对事件影响力进行累积是我们衡量的起点，测量政策事件影响力随时间流动的变化是衡量的过程，两者关系的现状是衡量的终点。

参考上述方法，我们利用湖北省人民政府信息门户，获取政策文本并搜索关键词构建形成了湖北省县域经济政策指数，这其中包括《省人民政府关于向79个县（市、区）下放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的决定》（鄂政发〔2022〕4号）、《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十四五”规划的通知》（鄂政发〔2021〕40号）等155个相关重要政策文件以及分解而来的199个有效构成单元。同时，考虑到政策事件影响力的累积，以及指数构建标准的相对统一，我们将单一年度县域经济政策指数设定为本年度两者关系中的政策事件指数和两者关系上一年度的分值这两个变量之和。

表1：湖北省县域经济政策指数

湖北省县域地区生产总值。众所周知，区域经济增长可用研究对象地区的生产总值（GDP）的增量来衡量。在县域经济数据方面，本次项目团队以湖北省统计局发布的2007—2022年共16年的《湖北统计年鉴》为依据，对全省79个县域经济体的生产总值进行逐年汇集与整理，以获取相应年份的全省县域经济地区生产总值，如表1。需要注意的是，出于行政区划变动、各县域经济体发展各异等原因，每年《湖北统计年鉴》收录的县域经济指标构成对象亦有所不同，如汉南区、梁子湖区、随县、神农架、武当山旅游经济特区未在16年间的县域经济指标统计中，这也使得部分年份的县域经济体数量不尽相同。然而，由于构成对象样本数量及个体经济体量的原因，上述5个经济体的数据并不会对全省县域地区生产总值变动的整体趋势产生较大影响，因此对全省县域经济生产总值总体趋势的影响并不明显。

结果与讨论

为了清晰地展现政策设计与经济发展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我们基于上述数据，对2007—2022年共16年全湖北县域经济体的地区生产总值和县域经济政策指数两者的趋势进行了对比，如图1。可以看出，县域经济政策指数与县域地区生产总值的波动是相对一致的。因此，可以说，对于2007—2022年这一整体时间段而言，湖北县域经济政策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极强的正向推动作用。此外，为了保障这一结论在数理逻辑方面的严谨性，我们通过相关性分析的方法，对上述16年间湖北省县域经济政策指数与县域经济地区生产总值这两个变量之间线性关系的强度和方向进行了简单计算，求得皮尔逊积矩相关系数（Pearsonproduct-momentcorrelationcoefficient）r=0.982856761。在皮尔逊积矩相关系数中，r值通常在-1和+1之间变化。零表示没有相关性，其中r的绝对值越是趋近于1，即表示相关程度越强。r的符号表示相关性的方向，负r意味着变量是负相关的。这从实证意义上论证了政策设计对湖北县域经济发展强有力的正向推动作用。

图1 湖北省县域经济政策指数与县域地区生产总值的波动比较

这一现象是由县域经济的发展模式以及禀赋结构特质导致的。由于金融资源、地理位置、产业基础等诸多因素，县域经济体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中的竞争力极弱。在这种环境下，若是单靠市场的自发作用，县域经济体很难获得发展，反而会形成与其他经济体之间的马太效应。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县域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需要政府层面的政策干预，如实行激励性转移支付政策（鄂政发〔2007〕22号）、积极承接产业转移（鄂办发〔2008〕10号）、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鄂办发〔2008〕35号）、推进交通运输降本增效（鄂政发〔2021〕22号）等政策以弥补后发劣势。这时，政府既是市场的补充力量，亦是直接的干预者，推动着县域城镇化与经济发展。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经济政策在推动县域经济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要大包大揽，更不意味着政府要参与到微观经济运作的各个环节中。政策设计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极为复杂的，不能以简单的“重政轻企”或“重企轻政”的二元论来判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亦说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但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职能是不同的”，湖北省的县域经济政策就较好地体现了何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湖北省县域经济政策指数的趋势可以看出，虽然政策事件的影响在不断叠加递增，但总体趋势是相对减缓的，即新政策事件的发生频率相对减少了。从相应的政策文本上看，随着县域经济的持续向好发展，湖北省在扩大县域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推进扩权强县的同时（鄂政发〔2007〕44号、鄂政发〔2009〕1号、鄂政发〔2022〕4号等），其县域经济政策的发力点亦从“大力培育”“充分调动”等关键词（如鄂政办发〔2009〕60号），逐渐转换为“提供保障”“引导下沉”（如鄂政发〔2021〕22号、鄂政发〔2021〕27号）等政策引导、优化服务的姿态，这不仅体现了湖北省顺应时代发展，结合实际、因时制宜优化经济政策的担当作为，也体现了湖北省目前抓经济、谋发展的鲜明主线，即主动作为让政策效应加速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