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绿色金融对破解县域绿色转型瓶颈、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当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县域绿色金融发展已具备政策支持、金融基础、特色产业载体、县域经济转型与生态治理需求等基础条件，但仍面临极核虹吸导致资源分配不均、政策执行效能不足、绿色金融产品与县域产业适配性低，以及基础设施与数据共享短板等突出问题。对此，要着力优化资源要素分配、构建政策协同机制、开发适配绿色金融产品、促进信息共享与数据流通。

[关键词]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绿色金融；县域经济；区域协同

[作者单位] 中共大邑县委党校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是我国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伴随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加快，人口、产业等要素的快速聚集给资源环境带来较大压力，亟需通过绿色金融助力地区绿色转型。县域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单元，也是生态建设的前沿阵地。当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绿色金融发展面临资源分散、标准不一、协同不足等困境。如何突破行政和地域限制，打通资源流动通道，推动金融要素向县域下沉、跨区域有效配置，成为破解县域绿色金融发展难题的关键。

现实基础

政策基础。在国家战略定位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是继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之后的国家第四大区域发展战略，有诸多国家政策支持。《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明确提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原则，《成渝共建西部金融中心规划》提出要深化绿色金融体制机制改革，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县域绿色金融发展提供总体指引。在政策协同上，建立“党政联席会议+专项工作组”常态化工作机制，可协调解决县域绿色金融发展中的跨层级冲突、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在地方特色政策创新上，重庆推出“双城贷”，允许企业跨区申请授信，打通川渝县域资金循环通道；四川实施绿色金融专项行动，省级统筹施策，通过税收优惠、贴息补贴、担保增信等全链条政策安排，降低县域绿色金融成本。

特色产业载体。川渝两地县域农业资源丰富，特色农产品如中药、柑橘、柠檬等具备生态化、品牌化潜力，对绿色信贷、绿色保险需求旺盛；传统产业如建材、化工、纺织等产业，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重，企业技术改造需求为绿色金融发展提供广阔空间；文旅资源丰富，为绿色金融发展提供差异化场景；拥有丰富的风、光、水、电等可再生能源，具备较大开发潜力，为县域绿色金融发展提供天然载体。

金融基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积极推动西部金融中心共建，夯实县域绿色金融发展基础。一方面，绿色金融市场不断完善。成都和重庆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双核城市，近年聚焦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积极推动绿色金融产品创新，推出“减碳贷”“绿蓉科贷”“排污权质押贷”“碳挂钩贷”等绿色金融产品，为县域经济绿色转型提供多样化金融工具。另一方面，不断完善金融平台建设。重庆推出覆盖全市90多家金融机构的“长江绿融通”，打通市级和区县信息壁垒；四川推出“绿蓉融”，与省金融信用信息综合服务平台互联互通，二者共同构建起成渝地区绿色金融信息服务枢纽，为金融机构赋能县域绿色转型提供数据支撑。

县域经济转型与生态治理需求。从县域经济绿色转型需求来看，目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县域经济以火电、钢铁、化工、建材等传统资源型产业和重化工业为主，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任务艰巨，需通过绿色金融为企业技术改造、绿色转型提供资金支持。从县域生态治理需求来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生态系统脆弱复杂，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频发，水土流失、石漠化等问题突出。同时面临水资源保护、土壤污染修复、大气污染治理等任务，资金需求大、涉及时间长。在财政资金有限、跨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尚未完全建立的情况下，需通过绿色金融引入资金，助力长江上游生态保护和修复。

发展瓶颈

极核虹吸导致资源分配不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尚处中心城市极化阶段，资源要素在成都、重庆高度聚集，而县域地区因经济基础薄弱，常陷入“边缘化困境”，这种失衡在绿色金融领域表现突出。一方面，金融要素不断向核心城市聚集，加剧县域资本转化困境。现阶段成都、重庆作为双核，持续吸纳区域内绿色金融资源，反观县域层面，金融要素的单向流动扩大县域绿色金融发展劣势，导致资本转化缺乏充分路径，大量潜在生态价值难以变现。以四川大竹县为例，其丰富的竹林资源可创造大量碳汇，但因缺乏碳汇开发、交易平台，目前仅能通过竹材加工实现有限收益，碳汇生态价值尚未转化为直接经济效益。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布局失衡，县域服务能力弱化。县域层面多为中小型企业，出于风险控制和资金安全考虑，国有商业银行开展县域绿色贷款内生动力不足。同时，地方金融机构如城商行、农商行、村镇银行等，虽布局在县域，但受限于资本规模和风控能力，难以有效满足县域绿色转型所需中长期资金。

政策执行效能不足。绿色金融政策多“自上而下”设计，在执行过程中，易出现目标偏移、落地不畅等问题。一是政策碎片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绿色金融政策缺乏体系，如在绿色项目认定标准、补贴范围、支持力度等方面未统一。二是县级政府未将绿色金融纳入地方发展核心框架，产业发展仍依赖传统金融扶持，绿色金融配套政策和实施路径模糊。三是跨层级协调机构缺失。成渝作为独立行政单元，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领导小组等高层协调机构主要解决跨省重大问题，对县域层面绿色金融需求关注不足，导致政策要求与实际条件出现错配，资源要素难以下沉。

绿色金融工具设计与县域需求错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县域经济以传统农业、制造业、旅游业为主，而绿色金融工具主要瞄向新兴产业，县域产业转型升级需求与绿色金融工具供给存在错配。一是服务对象错位。绿色信贷、绿色基金、绿色债券等金融产品主要支持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而县域传统产业如种植、钢铁、水泥、化工等，常因非绿色、非新兴，被排除在绿色金融支持范围以外。二是产品设计不切合县域实际。现行绿色金融工具多要求企业具备足额抵押物或较高环保评级，县域传统产业相关项目多存在抵押物不足、环保评级不够、市场前景不明等问题，无法充分获得绿色金融资金支持，中小企业易陷入“不转型被淘汰、转型又无资金”的两难困境。

基础设施与数据共享短板。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县域拥有大量特色生态资源，但因数据采集能力弱、数据共享平台缺失等问题，县域环境信息流通效率差，绿色金融资源难以精准触达。一是数据采集能力弱。县域层面环境数据采集存在缺乏先进设备、监测站数量不足、监测人员水平差异大等问题，导致环境数据精度不高、可用性差，金融机构难以精准评估绿色项目风险和收益，融资额度和融资积极性被压缩。二是数据共享平台缺失。重庆推出的“长江绿融通”和四川推出的“绿蓉融”皆聚焦各自区域，在数据标准、接口协议、风控模型等方面未达成统一，区域数据不可比、流程不互通、风控不互认，企业跨区域融资需重复认证、多重审批，耗时长、效率低。

破解对策

优化资源要素分配格局。一方面，建立极核资源回流机制。定向配置信贷资源，引导成渝金融机构设立县域绿色金融事业部，将年度新增绿色信贷的30%以上定向投放县域，缓解县域绿色资金不足问题。同时，对金融机构投向县域的绿色贷款，给予财政贴息、奖补，降低不良贷款造成的可能损失。在此基础上，成渝双核共同设立县域绿色金融发展专项基金，重点支持长寿湖湿地碳汇、大竹竹林碳汇等具备区域带动力的绿色项目。另一方面，激活县域绿色产业发展潜能。成都、重庆在聚焦电子信息、新能源、生物医药等产业的研发设计、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附加值环节的同时，推动配套环节向县域下沉，将生产、加工等环节定向导入具备承载能力的县域园区。

构建政策协同体制机制。一方面，强化县域层面绿色金融政策认知。将绿色金融纳入县域发展核心考核体系，以绿色信贷余额占比、绿色债券发行规模、绿色项目融资覆盖率等为重点，强化激励约束；成立县域“绿色金融工作专班”，涵盖财政、环保、发改、金融等相关部门，定期召开政银企对接会，解决绿色项目筛选、绿色金融政策衔接等跨部门问题。另一方面，建立“省级统筹—市级协调—县域落地”政策协调联动机制。省级层面打破川渝行政分割，在绿色金融政策支持的领域、举措、目标等方面达成一致，避免政策空白与冲突，确保县域绿色项目获得长期稳定资金支持；市级层面搭建绿色金融区域协调平台，引导跨区资源配置，推动县域绿色产业分工与协作；县域层面承接省级政策落地与市级资源对接，形成政策制定、资源对接、项目落地闭环管理。

开发县域适配绿色金融产品。针对农业主导县域，开发农业绿色生产专项贷，重点支持有机肥替代、秸秆资源化利用，配套贴息政策支持农业绿色化发展；以榨菜、柠檬等地理标志产品为核心，设计农业供应链金融产品，为农户、合作社、加工企业提供绿色融资支持，助力县域农业深加工化发展。针对工业主导县域，开发绿色转型支持贷款，根据企业减排效果动态调整利率；试点设备绿色租赁，鼓励中小微企业环保设备“先租后购”，缓解企业转型初期现金流压力。针对生态功能县域，开发生态补偿类金融产品，以未来碳汇收益权质押，盘活生态资产。

促进信息共享与数据流通。一方面，提升县域数据采集能力。省级财政设立环境监测专项补助，支持县域配置先进环境监测设备，特别是在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县如屏山、叙州、泸县等地优化环境监测网络布局；联合高校、科研院所等，积极培育环境数据采集专业人才；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定期校验数据，确保环境数据采集规范。另一方面，加强跨域绿色金融平台建设。由成渝双核牵头，联合环保部门、金融机构、企业等不同主体，制定绿色项目数据采集标准，明确竹林碳汇、湿地修复等不同类型项目监测指标与频次；建立数据共享责任清单和跨域项目利益分配机制，通过制度约束厘清各方权责，破解“数据壁垒”与“利益博弈”难题；构建覆盖成渝双城经济圈的绿色金融数据共享体系，整合绿色信贷、环境监测、项目审批等多维数据，为金融机构跨域赋能、政府优化政策供给提供底层数据支撑，推动绿色金融协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