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时期是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战略机遇期。四川作为西部唯一的粮食主产区、全国生猪养殖第一大省和“南菜北运”核心基地，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中肩负着重要使命。当前，四川农业发展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四川省委、省政府以“一号文件”形式，陆续作出了稳粮保供、产业建圈强链等重要部署，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政策支撑。本文从“十五五”规划视角系统梳理四川农业发展的阶段特征与现实基础，通过分析研判农业发展基本趋势特征，剖析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结构性短板，提出面向现代农业强省建设的战略路径，旨在为加快四川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提供决策参考。

“十五五”期间

四川农业发展基本趋势

四川农业发展的基本趋势既体现了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共性规律，更彰显了地方特色和战略定位。基于此，围绕生产规模化、绿色低碳化、供给多元化、电商化平台化与数字化融合化五大维度，系统分析四川农业发展的主要趋势，旨在为精准施策和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生产经营适度规模化。生产经营的适度规模化是四川农业迈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这不仅仅是经济效益的考量，也是应对乡村人口结构变迁的现实选择。一方面，四川省农村劳动力加速向二、三产业转移，农业劳动力供给出现明显紧缩，刘易斯拐点难以避免。2023年，2659万四川农民在外务工，乡村难觅肯回、会种的新生代农民，劳动力稀缺成为农业发展的瓶颈。另一方面，适度规模化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是破解“谁来种地、怎样种地”难题的关键路径，也是保障经营者收益的有效方式。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加速了农户土地经营权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集中，为农业规模化和连片化提供了便利条件。

生产绿色化低碳化。绿色与低碳是当前农业发展的新底色。“十五五”时期，化肥、农药等农业投入品将受到更加严格的总量管控。这一趋势意味着低碳农业、绿色农业、循环农业等绿色生产方式将在更大范围得到示范和推广。随着农业“双碳”目标全面落地实施，碳约束将成为农业政策制定的重要考量因素，农业减排固碳技术、农业碳汇交易、气候智慧型农业等业态将蓬勃发展。近年来，四川扎实推进农业农村全面绿色低碳转型，在92个县实施农作物病虫害统防统治和绿色防控，在24个县开展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辐射带动全省推广使用有机肥5500万亩以上。制定并实施《四川省低碳乡村培育试点工作方案》，遂宁市安居区海龙村、攀枝花市米易县龙华村成功入选全国第一批低碳乡村培育试点名单。绿色发展，将是四川农业在全国大局中彰显担当、体现价值的关键所在。

食物供给结构多元化。供给结构多元化是发展理念的转型。“十五五”时期，四川农业发展不仅需要回答“如何种出绿色低碳的粮食”，还需要回答“如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元化的食物消费需求”。这也是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多次强调要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实现“吃饱—吃好—吃得健康”的梯度跃升。四川拥有超过2.6亿亩森林资源、8.2万平方公里草地，地形地貌多样，立体气候明显，长期被誉为我国西部的“天然生物基因库”。四川当前已经建立了“陆地粮仓、森林粮库、藻类工厂、菌菇基地”四位一体的多元化食物生产体系。作为全国“南菜北运”“西菜东输”的重要战略枢纽，四川将更有能力为人民群众提供营养更加丰富、绿色低碳的“天府大餐”，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持续优化升级。

经营电商化平台化。数字化浪潮深刻改变了农业经营逻辑。“十五五”时期，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发展将成为农产品销售流通的主要阵地。新兴的社交电商平台、直播电商平台正不断拓宽农产品进入市场的渠道，农产品电商交易额占比将进一步显著提高，覆盖更多品类和更广阔地域，尤其是向县域市场下沉延伸。电商发展倒逼生产端更加注重产品标准化、分级分选、品牌包装和可追溯体系建设，平台经济和品牌经济的崛起，成为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和市场竞争力提升的重要驱动力。

产业数字化融合化。“十五五”期间，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将加快向农业全产业链渗透，成为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跃升的关键引擎。数字技术与农业农村发展深度融合，不仅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益，更为乡村经济增长注入了强劲动能。以北斗导航自动驾驶、无人机植保、智能灌溉、无人农场等为代表的数智化技术，将从示范走向规模化应用。同时，数字化推动农业与加工、流通、休闲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教育等产业深度融合，推动“农业+”多元业态蓬勃发展。智慧农业体验、科普教育农园、农业文创、数字田园等新业态将更加丰富。农业数字化、融合化，亦是四川打造现代农业强省、服务国家战略的关键突破口。

当前四川农业发展的主要问题

四川农业在“十五五”时期面临诸多发展机遇，但也必须清醒认识到，制约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传统资源依赖型增长模式亟待转型，农业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支持体系仍存明显短板。

耕地质量有待提升。耕地质量基础薄弱。四川历来人多地少，耕地细碎化、零星化和分散化特征十分显著。全省约有78%的耕地位于丘陵地区，53%的耕地为坡耕地，中低产田占比大。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显示，全省15度以上坡度的耕地面积占比为26.22%，坡多地少导致全省土地规模化程度较低。同时，四川省高标准农田建设相对滞后。截至2023年末，全省建成高标准农田占耕地面积74.9%。然而，产粮大省安徽、河南的高标准农田面积占比已分别达到77.7%、78%，山东、江苏高标准农田占比都已超过80%。总体来看，四川省耕地质量基础仍然薄弱，可能会制约粮食稳产增产。

粮食单产水平偏低。粮食单位面积产量长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24年，四川粮食亩产378.2公斤，比全国平均水平少16.6公斤，排在全国第19位。从具体粮食品种的单产来看，2023年，四川小麦平均亩产首次站上300公斤台阶，达300.3公斤，但仍低于全国平均值30%左右。近3年四川大豆亩均单产150公斤以上，是全国亩均单产的1.2倍，但仅为美国亩均单产的60%、世界的70%。可见，四川省粮食作物单产的增长潜力亟待挖掘。

农业科技水平不高。农业科技贡献水平相对偏低。2023年，全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为63.9%，与全国持平，但明显低于江苏（72%）、黑龙江（70.8%）、山东（66.8%）等农业强省。同时，四川农业机械化发展总体水平偏低，“天府良机”装备水平不高。2024年，四川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为73%，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个百分点，也远低于山东（91.7%）、江苏（89.0%）、河南（88.1%）等省份。可见，四川省与农业发达省份存在不小差距，农业科技赋能的短板尚需补齐。

规模经营主体偏少。农业规模化经营主体占比较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骨干力量，但四川此类主体的数量和规模尚存不足。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显示，全省规模农业经营户13.51万户，仅占农业经营户总数的0.8%。据农民日报社发布的“2024中国农业企业500强名单”，四川仅20家企业上榜，与北京、辽宁、湖南并列第7，与排名前三的山东（141家）、广东（42家）、黑龙江（37家）相差较大。

城乡要素流动不畅。城乡要素流动壁垒突出。乡村振兴离不开城乡资源要素的双向流动，但目前四川省城乡要素流动壁垒依然突出。以丘区为例，该区域是人口外流最为严重的地区，“半城市化”问题十分突出。丘陵县常住人口比户籍人口少30%—40%，安岳、仁寿、中江等人口大县外流均超过40万人。丘陵县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仅42.5%，低于全省平均水平15.8个百分点，许多人口到县外城镇务工就业，即便在本县城镇务工，也不愿在本地市民化。同时，城市的资金、人才等先进要素“上山下乡”仍然困难，面临不少制度障碍。如农村土地各项权能还不能完全实现，土地抵押、宅基地转让依然困难重重，高素质人才流入农村的动力不足。

粮食气候韧性不够强。农业应对灾害风险的能力仍显不足。近年来极端气候和生物灾害对四川农业的威胁日益凸显，表现为盆地伏旱与山区暴雨的极端天气交替出现，甚至局部同期旱涝并存，夏秋季节旱灾、洪灾交织，对粮食稳产保供带来严峻挑战。另外，高温高湿等异常气候也加剧了病虫害风险，重大农作物病虫灾害频发。以水稻生产为例，2021年川东北、川南连续强降雨后，水稻迁飞性害虫稻飞虱大规模迁入四川盆地中部，对水稻产量构成严重威胁。总体来看，四川省防灾减灾基础设施与农业气象服务体系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以增强粮食生产抗风险能力。

“十五五”期间

加快四川农业发展的路径

纵观3个五年规划,“十四五”是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开局起步期，“十六五”则是冲刺收官期，而“十五五”正是关键的承上启下期。四川农业要以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为导向，以建设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为抓手，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农业强省建设。具体来看，应紧密围绕“耕地质量提升、科技赋能转型、经营主体壮大、园区高质建设、农村深化改革”五大核心路径协同发力。

因地制宜推动耕地质量提升。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提高耕地质量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关键举措。一是以精准管理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严格执行“长牙齿”的耕地保护措施，探索建立耕地全要素保护制度。创新耕地保护精准化监测机制，建设耕地账本“智慧体系”，实施“耕地智保”计划，形成耕地资源空间“一本账”。建立耕地保护精准化补偿奖惩机制，形成以绩效为导向的耕地保护激励机制。二是因地制宜扩大高标准农田规模。立足区域资源禀赋分类施策，针对性破解农田生产障碍因素，积极推动“小田变大田”、低产田变高产田，加快推动高标准农田占耕地面积的比重稳定在80%以上，实现新增高标准农田350万亩以上。

强化科技赋能与数字化转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解决吃饭问题，根本出路在科技。科技是提升粮食安全效率与效益的重要支点，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强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关键。一是大力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打赢种业“翻身仗”。加快开展种业领域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和“卡脖子”技术的集中攻关，实现种业科技的高度自立自强、种子来源的真正自主可控。深入开展基因种质资源挖掘与利用，选育推广优良品种，扶持培育一批领军企业，做大做强“川种”产业，加快打造中国西部现代种业发展高地。二是实施粮食品质单产提升行动。打造全程全面高质高效“天府粮机”，聚焦“提单产”，立足整乡整县整市，大力推进主要粮油作物千亩高产片区建设，集成推广一批增产增效关键技术模式，挖掘一批整建制高产典型，全环节、全过程挖掘粮油单产潜力，加快形成大面积均衡增产新格局。三是建设新时代更高水平“数字乡村”。四川持续实施“数字点亮万村计划”，现已覆盖全省2.5万个行政村，服务近3000万农村人口，产生数据流量14.85亿条，在推动乡村基础设施共建、涉农数据共享等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发挥四川乡村“网红”资源优势，着重培养扶持一批来自农村、服务农村的正能量“网红”，通过“直播天府”让农村达人多起来、川菜川货火起来。建设一批“数字乡村”试点示范工程，重点支持基础较好的星级农业园区开展数字化试点示范；支持一批“天府粮仓”单品大数据试点建设，聚焦粮油、茶叶、柑橘、水产等优势特色产业，推动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升级。

加快培育壮大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农业关键还是要靠人，长久之计还在于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和培育壮大经营主体。一是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做大做强。健全龙头企业梯次培育长效机制，做优一批农业“链主”龙头企业，推动四川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数量跻身全国前三位。二是大力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多措并举引育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进土地流转，推广联耕联种、土地托管、生产外包等多种灵活方式，鼓励土地规模经营，形成适度规模的经营主体。三是强化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引育。注重依托种业振兴行动、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重大农业科技项目、创新平台，培育壮大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实施人才返乡工程，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吸引大学毕业生到乡、能人回乡、农民工返乡、企业家入乡创业，促进城乡人才“双向流动”，为乡村多元化发展注入人才动能。通过壮大经营主体和集聚人才，为四川农业发展提供持久的人力支撑。

高质量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现代农业产业园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关键载体，是先进农业技术、管理理念和商业模式的集成平台，对推动农业产业链延伸、提升附加值，促进农业产业升级意义重大。一是深入实施“天府粮仓·千园建设”行动。坚持新建与提质并重、示范与带动并举，围绕“生产+加工+科技+品牌”全产业链开发，分级分类建设一批产业优势突出、要素高度集聚、设施装备先进、发展方式绿色、质量效益显著、辐射带动有力的现代农业园区，引领构建“川字号”优势特色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二是强化现代农业产业园示范引领。聚焦产业立园、科技兴园、绿色强园、品牌富园、机制活园，打造一批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引领区。把准产业园建设重点，努力在产业融合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农业绿色转型、带动农民增收、深化改革等重点领域走在前列。

持续深化农村关键领域改革。改革是动力，深化农村关键领域改革，是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促进农民增收和农村共同富裕、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一招。一是持续深化农村承包地、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联动性改革，推动土地连片集约利用。顺应农村人口迁移和农业转型发展实际情况，将农村承包地和建设用地两类地打通使用，通过集体内部宅基地使用权和房屋转让、互换和闲置宅基地自愿有偿交回村集体等方式，实现宅基地连片和村庄集中。二是深化城乡融合发展联动改革。以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利用好占补平衡和增减挂钩政策，将农村土地资源与城市发展有机联动，引导农村人口分类集聚和适合的新产业新业态到乡村发展。三是加快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系统开发乡村闲置资源资产，整体性发展高质高效农业和新型乡村产业，以强化集体行动方式带动农民实质参与村庄发展并实现共建共享，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杨颖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