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四川省作为县级行政区数量最多的省份，县域经济发展质量直接关系到国家战略在川落地和全省协调发展。针对目前存在的县域金融基础设施与服务供给不足、融资成本高、政策精准性待提升等问题，需要政府、金融机构与融资主体协同发力，构建完善高效的县域金融服务体系，推动四川省县域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加均衡、更可持续的发展。

[关键词]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金融支持；融资约束；四川省

[作者单位]  四川能投金鼎产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我国县域国土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90%以上，县域常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一半左右，县域GDP占全国经济总量的近40%。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有利于引导农业人口就近城镇化、优化城镇化空间布局，更能充分发挥县城辐射作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增加农民收入，提升基层治理和民生保障水平，缩小城乡发展差距。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环节。

四川省是全国县级行政区数量最多、县域单元最多的省份。近年来，四川县域经济综合实力和整体竞争力不断增强。然而，对标中央高质量发展要求，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仍有明显差距。表现为头部强县数量偏少，128个县域单元（不含55个市辖区）中尚未出现GDP突破千亿的县（市）；整体发展能级不足，2023年县域GDP平均值仅为203.8亿元，相当于江苏省的16%；区域发展不平衡、产业转型升级与城镇化进程相对滞后等问题依然存在。金融作为国民经济的血脉，如何有效解决服务县域经济“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在推动四川县域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方面发挥更加有力的支撑作用，是当前亟须研究和破解的课题。

存在不足

金融通过加速资本形成、优化产业结构、促进要素流动，对县域经济发展起着关键支撑作用。实践表明，金融活跃度高的区域，经济增长往往更强劲、稳定和持久。四川省金融业在促进县域经济发展中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明显短板，制约了支撑作用的充分发挥。

县域金融基础设施覆盖仍然不足。四川金融机构数量居中西部前列，但资源高度聚集于成都。国有商业银行、农信社（农商银行）、邮储银行网点构成了县域金融基础服务网络。随着银行业集约化经营趋势加强，国有大行对县域内规模小、成本高的低效网点，尤其是乡镇网点实施了收缩策略，逐步从部分县域服务中退出。许多乡镇仅有农信社一家网点提供基础服务，三州偏远乡镇甚至存在金融服务盲区。总体而言，县域金融机构网点总量偏少、设施陈旧，农信系统支农压力过大。政策性银行服务范围较窄，证券公司多在强县设点，保险机构一般仅覆盖至县城。四川县域金融机构覆盖率与东部发达县域相比，与省内县域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相比，数量和密度均显不足。增长的多元化金融需求与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凸显。

县域金融有效供给依然短缺。四川省县域金融服务体系以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供给为主力，各类地方金融组织发挥补充作用。四川省县域普遍面临存贷比偏低问题，大多低于60%，本地储蓄仅约半数通过贷款反哺本地经济。银行经营与县域需求存在偏差，分支机构授权有限，自主决策空间小，金融产品多由上级行自上而下推行，真正契合县域经济特色和需求的本地化、定制化产品仍然匮乏。缺乏针对县域小微及涉农主体“小散弱”、缺乏规范财务与足额抵押物特点的有效差异化风控能力。在规模效益、不良率管控及考核压力下，银行信贷资源过度集中于区域大型企业、政府项目或低风险业务，对小微和涉农主体信贷意愿不足。大量符合县域产业方向的主体因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信息不透明等问题难以满足传统信贷要求，形成“需贷者难获贷、低风险主体被过度追逐”的信贷配给扭曲现状。同时，供需失衡叠加服务对象“高风险”认知，进一步推高县域企业融资成本。调查显示，省内融资成本呈区域梯度现状，成都市企业约年化5%，其他地级市辖区增约1个百分点，县域企业再增约1个百分点。县域小微企业因缺乏信用评级与足额抵押，常被迫寻求第三方担保，进一步增加综合成本。银行低成本资金稀缺迫使企业转向地方金融组织。后者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融资难的问题，但受制于股东资本与银行批发性融资来源，资金成本较高。其对外提供资金的年化利率普遍较银行贷款高2—5个百分点，导致“融资易”但“成本高”的替代困境。

政策精准性与协同性有待提升。为应对县域金融需求多元化发展趋势，四川省在政策引导、机构改革、产品创新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有益探索。例如，推广成都农村金融服务综合改革经验，稳步推进农信社改制组建农商行；创新“央行再贷款+小额信贷/产业贷款/示范基地”等模式；探索林权、渔权、采矿权、知识产权等新型抵质押担保，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房屋抵押试点等。然而，当前政策实施效果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许多税收优惠和资金支持政策往往针对特定机构或项目，门槛较高、覆盖面有限，成效显著的模式仍主要集中在“金融机构贷款+财政贴息/风险补偿”这类相对简单的组合上，对涉农数据、小微企业信用信息等资源整合利用不足。多部门之间的涉农、支小政策资源分散，缺乏有效协同机制。衡量金融支持政策有效性的核心标准，在于“三农”、小微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是否获得了充足、可负担的金融服务，目前看仍有差距。

策略建议

金融支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需政府、金融机构、融资主体及社会各方协同联动，共同构建完善、高效、普惠的金融服务体系。

政府强化顶层设计与政策引导。一是聚焦产业培育与人口集聚。高度重视破解县域人口外流与老龄化问题，培育壮大县域主导产业和合格市场主体，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和宜居环境，增强人口吸附力与金融可持续发展内生动力。立足县域资源禀赋和产业特色，推动区域内产业集群分工协作与错位发展，加大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及产品品牌培育力度。破除阻碍土地、人才、技术等要素自由流动的壁垒，引导资源要素向优势特色产业集聚。加强对中小微企业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政策扶持、能力培训和规范运营指导，提升其市场竞争力和融资能力。

二是深化乡村振兴金融支持机制。从省级层面建立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统筹协调机制，强化金融反哺“三农”。精准对接农村产业发展、基础设施改善、人居环境整治等多元化融资需求，探索推广“政担银企户”五方联动等精准帮扶模式，明确各方权责，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机制。指导金融机构建立乡村振兴项目审批绿色通道，简化业务流程，提高服务效率，持续加大涉农信贷投放力度，确保资金精准滴灌到乡村振兴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

三是完善激励约束政策体系。加强政策引导，出台更具针对性的差异化金融支持政策。实施财税奖补政策，对县域信贷投放增量明显的金融机构给予奖励，对在县域特别是乡镇设立和运营网点的金融机构给予建设与运营补贴。运用好财政存款等资金，将其额度与银行在当地贷款投放规模及结构挂钩，发挥政府资金引导和杠杆作用。建立健全金融机构服务县域经济的考核评价与定期通报机制，强化结果在监管评级、市场准入、业务范围等方面的运用，形成正向激励与适度约束机制。整合分散在各部门的涉农、支小政策资源，建立多部门协同的融资主体培育机制，定期组织高质量的政银企对接活动，降低信息不对称，提升政策落地效率。

金融机构下沉创新县域金融服务。一是完善服务网络与覆盖广度。各类金融机构应将更多资源投向县域，首要任务是解决“有没有”的问题，提高县域特别是乡镇一级的金融服务覆盖率。监管机构优化政策，放宽县域网点数量限制，简化准入流程。国有大行发挥“头雁”作用，在县城和重点乡镇增设或恢复网点，并向村级延伸服务触角。运用流动服务车、移动终端、互联网平台等灵活方式服务偏远地区。完善“三农”金融事业部、普惠金融事业部专营机制。引导证券、保险、期货公司在县域设点，支持村镇银行、农信社（农商行）、政策性农担公司等规范发展，构建广覆盖、有差异的县域金融组织体系。

二是优化经营目标与资金运用。平衡好县域金融机构商业可持续发展与服务地方的关系，合理设定经营目标，着力提高县域存贷比，将更多低成本资金用于服务本地实体经济。严格约束为追求短期盈利而盲目扩张同业、票据、理财等行为。在有效管控风险的前提下，赋予县域分支机构合理的授信审批权限，并建立授权后评价与动态调整机制。优化业务流程，积极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推广线上化、自动化作业，提升服务效率，降低运营成本和获客成本，进而降低县域企业综合融资成本。

三是加大产品与服务创新力度。金融机构应加强金融科技应用，充分利用工商、税务、社保、公积金、公用事业缴费、司法信息等政务数据和本地化信息优势，为县域融资主体精准“画像”，开发免抵押、弱担保的信用贷款产品。大力推广成熟或试点中的创新产品，如基于农村土地经营权、集体资产股权、农业设施产权、林权、应收账款、订单、存货等的抵质押贷款，以及适应小微企业生产经营周期的流动资金贷款、循环贷、无还本续贷等产品。

融资主体共建良好金融生态。县域内的中小微企业、农业经营主体不仅是金融服务的最终受益者，也是构建良好金融生态的重要参与者和建设者。融资主体自身要高度重视信用维护与积累，做到按时还本付息，依法纳税缴费。全方位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和财务规范性，加大信息透明度，明晰产权归属，加强债务管理，为获得金融服务奠定良好基础。社会各界加强诚信宣传教育，营造“守信受益、失信受惩”的信用环境。行政机关定期公布诚实守信和恶意逃废金融债务的典型案例，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司法机关需充分考虑金融案件的专业性、涉众性等特点，提高金融纠纷立案、审判和执行的效率，依法严厉打击逃废金融债务行为，切实维护金融机构的合法权益。通过政府、金融机构、融资主体及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营造一个诚信、法治、高效的县域金融生态环境，为金融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